世界风险社会话语下的生态风险:演绎逻辑、解决方案与解释失语

全球化时代,愈加多样的联系将独立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牢不可破、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风险社会话语认为风险也借全球化之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席卷世界。同时作为现代化进程副产品的全球化与风险这两种因素交织混合、相互影响,使全球化与风险形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而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世界风险中最为普遍和必须共同面对的风险形式,在当今时代如何成功予以规避,优化生存环境,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风险社会理论为生态问题开出了思想上的反思现代化和行动上的亚政治药方,不过仅仅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根本改变该制度及其反生态属性,结果注定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建立公众生态观念以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途径探讨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发展中逐步产生了对于公众生态观念的重视,该理论强调树立公众的生态观念是实现从生态改革政策向公众成员的生态实践转变的唯一桥梁。然而当前我国的生态现代化研究对于如何树立公众生态观念仍缺乏关注和具体思路,大多数研究仅倾向于政府宏观调控,特别是行政和法制约束的重要性。本文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提出从经济、政策和社会学习能力三个层面建立公众的生态观念,以促进公众参与生态现代化实践。教育学与传播学的引入,将提供反映我国环境变迁的实际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态观念的实证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评析

生态社会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社会思潮。它作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在90年代日臻成熟。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演变方向”,因此,应当对生态社会性主义在90年代的新发展作出恰当的评价     

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

本文从贝克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出发深入探讨贝克关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概念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危机,认为贝克开创性地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在于自反性现代化.作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现实借鉴作用.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城市现代化有两条道路以经济增长为本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本.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发展的最初道路是以经济增长为本,并因此产生生态破坏,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本.文章提出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思路.     

探究社会化自然风险的形成——以兰州市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地质灾害为个案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风险不断涌现,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也是社会风险的表现之一.以兰州市一个微型社区的地质灾害风险为剖面进行调查和研究,探讨这一多民族聚居社区本已存在的地质灾害易发的危险环境在加入了诸多社会动因之后,如何转变成了极具人为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     

生态文明社会的逻辑缘起及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民健康,让城乡环境更宜居、人民生活更美好”的重大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要求的总概括。生态文明社会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以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为目标。生态文明社会的逻辑缘起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新要求、中国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三重逻辑的结果;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发展视角下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探讨,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的凝结与升华;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复杂系统,需要从其逻辑缘起及基本特征方面整体把握才能深刻理解。     

对社会学理论统一的思索

一、社会学理论分裂的根源和统一的基础纵览社会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横观当今社会学众多理论流派的争奇斗艳,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理论争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上,形成了社会学中的不同理论倾向。以杜尔凯姆为代表的理论家,高举孔德的旗帜,发展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倾向。他们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强制作用,认为社     

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废物排放量、粉尘排放量等6个参数作为社会生态文明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表征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生态文明指数进行估算,并以我国1990—2011年宏观统计数据为考察范围,对我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当下社会的粗放式工业化发展水平折射了社会生态文明的破坏程度,而且这种以环境污染为典型代表的生态破坏具有跨地区、跨国界转移的趋向。制定相关经济法律制度强化环境管制,可以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能力。     

进一步发挥社科联优势建设一支强大的理论湘军

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关键是人才，只有社科人才辈出，社会科学才能兴旺发达。湖南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才辈出，出现过一大批军事帅才和将才，而且有一批理论家，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就出在湖南，惟楚有才是湖南的自豪。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仅需要一大批搞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家，而且需要一大批研究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家。要努力建设一支理论湘军，以理论湘军的崛起推动社科理论的繁荣，以社科理论繁荣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众所周知，社科…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经典的社会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基点作出了不同的判断.通过对以迪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理论和以福柯、吉登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分析,旨在形成现代性工程的一个框架,并对现代性作出一些建设性的说明.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协同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具有目的性、联动性、内含性和历史性的关联。当前,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传统社会积淀的陈规陋习、社会转型生成的精神危机、全球化浪潮引致的发展风险等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同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度融合、相互建构、良性联动和同步发展,应加速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加强文化教育,建设生态文明,积极参与全球化。     

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生态现代化理论把现代科学技术理解为生态改革的核心机制 ,它同时强调在生态改革中经济和市场动力的重要性。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 ,环境保护不是一个经济负担 ,而是一个发展机会 ,它扩大了经济发展空间 ,这个空间是与生活质量改进的环境需求相关的 ;企业开发和采用生态技术、绿色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等 ,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竞争力 ,反而会增加企业竞争力 ,新的竞争力来自与环境相关的技术领先和社会需求。在某种意义上 ,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是一个生态社会、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在生态社会里 ,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 ,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生态和环境得到保护。生态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生态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超越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都曾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化事业发展,却也都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与缺陷,酝酿着现代化的危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在经历被动适应与主动迎接后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开始走向引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发展

社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内容。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从政策体系、覆盖对象、待遇水平、财政投入四个方面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首先，我国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主要表现为顶层设计不断优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不断增强。其次，社会政策的覆盖对象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对象识别更加精准、新的覆盖对象逐步被纳入。再次，社会政策的待遇水平稳步提升，主要表现为社会救助水平持续提高、特殊群体的福利补贴逐年增加。最后，社会政策的财政投入稳中有增，主要表现为财政投入总额持续加大、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城乡统筹、流动人口等诸多挑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更加凸显。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凝聚全党共识形成的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论断,它试图为我国扎实推进现代化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国力的道路,为人类社会共同迈入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下,新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人口规模巨大为施政基础、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以经济社会协同进步为实现手段,重点解决已有社会保障体系在顶层设计、碎片化和获得感等方面的障碍。研究建议,我国应当提升托底性社会政策的地位,强化社会保障待遇享有的区域及人群整合性,畅通社会保障投资到获得感的转化渠道,通过多项举措来推动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考量与政府职责

当前,全球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阻碍社会发展、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政治性问题。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也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对发达国家正反发展经验与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系统总结并深刻反思的结果。政治思想与政治理念只有转化为政治实践才具有现实意义,因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角度去考量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关系,去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去探索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路径,这事关我国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政治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