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供求矛盾解读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公共需求不断增长是公共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产生源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垄断、政府能力不济、官员腐败而导致的供给效率低下,以及社会环境变迁公共事务的快速增长,公民对公共产品消费的需求刚性、需求偏好等因素.要化解矛盾,除了合理引导公民理性的需求外,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打破政府垄断,推进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质量和数量;调整公共产品的结构,保证重点、公众紧急需要的公共产品的优先供给.     

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微博:公民社会构建的平台——以微博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影响为例

微博一出现,就以它的公开性、互动性、开放性、平民性和整合性为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公共空间、公共话语权三要素提供了发展空间,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平台。文章所列举的三大网络热点事件,均表现出公民在微博上强大的话语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建议权。李天一事件中,微博成为网民理性与非理性表达的博弈平台;老人摔倒事件中,微博成为公民表达话语权,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平台;小悦悦事件中,微博成为公民反思社会道德和自身良知,推进社会进步的平台。公民社会构建的本质就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公共话语交流的互动平台,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扩大公民交往的空间。     

从公共价值的视角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公共价值的最高战略原则和执行力的政府施政评价指标已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政策过程中的共识.然而,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现象,这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满足公民需求,实现公共价值,提升政府执行力,不仅要培育执行主体素质,营造政策执行力文化氛围,更要加强政府政策监督体系,健全问责制等执行力提升的机制建设     

服务政府财政权建构论

政府财政权作为公权力必然处于天然的强势地位,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控制;但从服务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作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服务的“供应方”,必须保障政府享有足够的财政权以维护自身的运转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论题主张根据新宪政理论构建服务政府财政权,即在控制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与其义务或者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以保障权力。服务政府的政府财政权应从两个维度进行建构：一是政府职能;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分析

我国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有处置性出资行为、资助性出资行为和代为赔偿性出资行为三类.政府出资行为是行政给付行为,也是替代性行为.公共事件政府出资的依据是事件紧急性和保障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利.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控制政府出资行为,政府出资范围、对象和标准须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应当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增加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少政府出资行为.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政模式选择,而公共治理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是一项较为合适的途径选择.我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对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加以借鉴,转变行政模式.其中,着重要做的包括以下四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公民社会,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公民社会和市场组织;建立和完善公共治理机制;维护政府权威,确保其合法性.     

社会资本视域下美国社区公民参与的衰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中心的分析

20世纪后期,由于经济压力、城市扩张、电子娱乐、代际更替等原因,美国的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社区参与持续衰减。这将对美国的教育、社会安全、公共健康、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带来深远的不利后果。为拯救美国的公民社会,美国人必须对教育、工作场所、城市规划、宗教、通讯技术和政府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增加社会资本的储备,增进美国人的社会联系和公民参与。虽然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美国差距甚远,但美国创造社会资本、振兴社区公民参与的举措对中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与公民关系研究:回顾与延展

近些年来,政府与公民关系是我国行政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研究中,有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从行政文化、和谐社会构建、信息公开、行政机构改革、社会发展变迁以及公共危机等角度的展开;二是研究内容的多层性,主要探讨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多种类型.由于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即厘定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核心概念;探析政府与公民关系发展的动力;把握政府与公民关系发展的趋势.     

中国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制度困境与创新

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是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的过程.近年来,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着总量不足、产品品种不均衡、过量供给和供给不足状况同时并存的问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生产和供给的制度存在着决策和执行的困难,而造成制度决策和执行困难的原因又可以归纳为制度设计过程中的理想与现实、精英的利他主义与大众的利己追求、志愿主义供给与制度的工具理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结构形成几个方面矛盾.要解决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问题,就需要将政府的供给过程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显示制度结合起来,调整政府决策和执行的灵活性,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理论视角

我国社会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这一转换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既主张多元特殊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又赞同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既主张公民社会平衡、制约国家权力,又赞同与国家密切合作,赋予政府权威以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催生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不仅要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同时也要注重社会的力量.作为公民社会力量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的作用,关键是正确的梳理好民用,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与途径.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论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

生态文化的培育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国家是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性主体,主要为生态文化培育提供方向性框架、规范和制度保障以及经费支撑.社会作为集聚性整体,是生态文化培育主体中的主体,企事业单位、社区、民间环保组织等社会单位在培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彼此互为补充,协同培育,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与生态文化的统一.公民是生态文化培育最基本的主体,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公民实践是生态文化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国家主导和社会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公民实践;另一方面公民实践不断提炼和丰富生态文化的内容.公民培育生态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对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选择,公共讨论和环境维权等,其最终结果是从个人的生态到一切人的生态.     

政府决策机制与公民参与的变迁——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决策机制的转变与公民参与的不断发展.要有效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必须注重社会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只有得到政策接受者的协助和配合,才能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因此,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浪潮中,政府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理念基础上,改革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公民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角色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合作,以构建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公共行政的精神》: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

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在该理论的代表作《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要让行政从传统的管理走上政策建议的道路。书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是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政府的责任受到"公共"的思想推动,并以"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公平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由裁量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与价值促使了公民精神的形成,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精神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