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日本歌学的形成与魏晋六朝诗学

在日本歌学的形成过程中,魏晋六朝诗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对和歌“三序”及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父子和歌理论与我国魏晋六朝诗歌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六朝公宴诗与游戏娱情诗学观

在六朝诗学领域,关于诗歌的本质和功用的理论概述,除“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诗学命题外,实际还存在着一种视诗歌创作为游戏娱乐的诗学观。尤其是公宴诗的写作包含着典型的游戏娱情的内容和特点,体现出六朝游戏娱情诗学观的基本内涵,在形成和发展这种诗学观中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创作动因探赜

在普遍以“绮彩”、“声律”为重的六朝愉情揣性的诗坛,文人袭用旧调、敷叙旧事（乐题本事）一类的故事乐府缘何屡屡频现,不绝于史。笔者以为,这是文人创作兴趣的转移、儒学传统的倡导、乐府本身的叙事性、六朝诗学思想的浸润和类书编纂的兴盛等综合因素使然。     

声律论和平仄律的比较研究

谈到中国诗歌中的近体诗,六朝无疑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时期。因为,六朝诗不但上承汉魏的古体诗,同时下启唐代的近体诗。就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而言,六朝,尤其南朝是格律诗的发端。齐、梁以后的诗跟近体诗的形式很相似,到了永明(482～493)时期,四声论已相当流行,当时的文人讲究声律的调和,就产生了永明体。 以前的文论家亦主张声律的调和,但他们讲求自然的声律。那么齐、梁时期为什么盛行讲究声律的风潮?主要原因:(1)东汉以后,佛经的翻译和梵音的输入,音韵研究颇发达。这成为声律运动的推动因素。(2)乐府衰亡以后,新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诗既离调,诗的音乐要显现出诗的文字,音律的作用就是要在诗的文字本身显     

追源溯流后出转精--评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地位早为学术界公认 ,这种地位的获得是因为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胸襟和胆识 ,这在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六朝是中国古代诗歌长足发展的时期 ,六朝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美的不懈追求直接育成了近体诗。但是 ,六朝诗歌也因其冶华而饱受诋毁。初盛唐诗歌的繁荣 ,离不开对六朝的借鉴 ,但“四杰”、陈子昂 ,甚至是李白却因为变革诗风的主观认识而对六朝文学大加贬斥。真正理性、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六朝文学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 ,在对六朝文学的一片骂倒声中 ,杜甫对六朝的主要诗人却多所…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下)

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演变的过程中，从《诗经》到五言古诗，体现了尚简重自然的节奏特点；从楚辞、楚歌到七言古诗，体现了繁声长言的节奏特点。到唐代五七言律诗的正式形成，由前此句式音节的变化，转向了“异音相从”“同声相应”的声律方面，在整饬中体现了“和”的节奏特点，词则融句式的繁简与声调的和谐于一体，在长短相间、奇偶相寻以及三字尾与两字尾的交替中，表现出错综的节奏美，而词的错综节奏又孕育了元曲向自然语言节奏的回归。正是作为诗歌生命的节奏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六朝辞赋演进述论

相较于汉赋,六朝辞赋在体式、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这一时期骈赋正式形成,并逐渐演变为律赋.赋体诗化倾向加剧、赋体旁衍文类逐渐增多也表现出诸多与汉赋的不同之处.另外,六朝辞赋的题材内容得以较大程度的开拓,创作倾向、艺术技巧及语言风格也追求新变,体现出时人所特有的审美取向.与辞赋创作相适应,辞赋研究的风气也日趋兴盛.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论冯至对里尔克诗学的转化

冯至的《十四行集》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受到里尔克的启发。以往论者多论及《十四行集》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所受里尔克的影响,较少关注接受之后的变异和转化。《十四行集》化用西方诗体,吸纳经验诗学,但审美触角扎根于本土现实和诗学传统,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完成对西方现代象征诗学的变异与转化,显现了中国经验和特质。     

佛教文化影响视阈下六朝诗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新近读到济南大学教师刘艳芬博士的新著《佛教与六朝诗学》,感觉这是一部揭示佛教和中国诗学相互影响渗透关系隐秘的难得佳作。《佛教与六朝诗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全书23万字。该书针对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断代研究较少、专题研究较少、文艺学研究视点较少的实际情况选题,从文艺学角度着手,分主体研究、意象研究和范畴研究三个专题,对佛教与六朝诗学关系展开系统分析和深入探析,将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诗式》研究的一部开创性论著——评许连军《皎然〈诗式〉研究》

皎然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僧和诗歌理论家,其在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诗式》一书,不仅总结了唐代诗学理论,还对诗学精神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成为唐代甚至整个诗歌史上一部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的重要诗学论著,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堪可与《文心雕龙》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