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研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要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其监督、沟通等效用,最重要的是对其效力的保证.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具有促进行政民主、实现行政法治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公共性在实践中的缺失,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空间在于行政行为效力的有限性和阶段性.因此,其效力体系的建立应该以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的平衡作为指导思想,由启动力、沟通力、救济力、信赖力等内容构成,其中启动力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前提,沟通力是相对人真正地介入行政过程,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行政行为相融合的表现,救济力和信赖力则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保障.     

"顾客导向"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

以"顾客导向"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之一.在我国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也开始了绩效评估的初步实践,如社会服务承诺制、效能监察、效能建设等.顾客导向原则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也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联合立法"的构想

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要求各地方相互配合与协调,拆除区域内各区划间基于传统行政因素所产生的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本着经济、效率、互惠、共赢的目标和要求,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发展空间环境."联合立法"作为规范区域经济的新的立法形式,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规则指引和法律支持."联合立法"应为刚性法,其效力应当高于其他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新的地方性法规渊源,需要改革中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从中国的立法实践和发展脉络来看,这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浅析优化"企业名录信息变更"行政许可管理

为更好的优化外汇行政许可管理,提高行政许可管理效率,建议完善企业名录信息变更行政许可管理流程."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及变更许可"是外汇管理部门主要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基层外汇管理的实际来看,此类行政审批事项仍存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行政连续监管的制度构型与实施机制研究

行政许可后续监管是兼顾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和行政秩序维持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行政许可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偏颇,以重事前审批而轻事后监管为导向,导致行政法治实践中适格主体产生违法与不当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为此,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其中行政连续监管制度的构建应当是重中之重。行政连续监管制度密切契合了我国新时代的法治命题,其意味着由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转换、由管制性许可向多次性协商转换、由资格审查向行为审查转换、由环节处理向过程监督转换。鉴于此,应当在立法上确定行政连续监管的范围、排除事项、监管方式、监管程序和监管效力。由于行政连续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离不开整体的行政法治环境,我国行政法治机制的更新、行政公益诉讼的强化、行政商谈制度的拓展等制度改革必须配套推进。     

确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两大标准

效力的贯穿性与内容的根本性应当作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两大确立标准.然而根据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在现行的研究成果中无法找到"合格"的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正当程序更适宜作为一种程序理念,而不适合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实体性原则也不适宜作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智慧政务协同平台构建

智慧政务应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指导思想,即智慧政务协同主体渠道共建、协同客体事项共治以及协同政务数据共享。其应包括面向企业的G2B智慧政务事项协同办理、面向公民的G2C智慧政务事项协同办理以及面向不同层级、地域政府的G2G智慧政务业务协同等功能。同时要注意以行政主体、相对人和第三人划分平台角色,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作为平台构成,以云端和移动端协同为基础及重点,探寻超行政隶属主题式协同平台建设的可行性。     

社会稳定风险规制的制度建设研究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行政决策的前置条件和必经程序,担负着制约政府在重大事项上的行政裁量权、控制裁量行为以使其结果趋于合理性的重任.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应当是政治层面或政策层面的行为,而是执法层面的行为,是政府行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为有效地发挥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程序性保障作用,应加强其制度建设.     

论行政行为无效及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

"无效"导致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终止,它同"撤销"、"废止"共同构成终止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重要原因.首先通过对三者的比较界定出行政行为无效的概念、一般特征、法律后果.而后从理论和实践,社会背景及其社会作用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建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必要性,对在我国建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做出了肯定.最后,对此制度的具体建构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     

论《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

绩效指标既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评估的标准,因而是表征<能源法>从"效力"到"实效"的最佳尺度.然而,绩效指标只有在制度环境得以改善特别是包括预算制度在内的宪政制度完善时才可能入法.中国<能源法>暂不宜规定绩效指标,但可以规定绩效指标的构成、效力、实施条件等作为行政行为或制定行政规范的依据,待有关制度完善后再适时修订<能源法>.     

论"顾客导向"的政府服务质量测评

顾客导向的政府服务质量测评是当代政府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了解和把握政府社会管理实践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西方国家的"顾客导向"政府服务质量测评以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为主要方式。政府管理的复杂性使得政府服务质量测评模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使政府服务质量测评具有三大要点。我国政府服务质量测评应该从中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出发,将顾客感知质量作为测评重点,建立一套旨在改善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测评体系。     

论"大调解"格局中的人民调解

一、"大调解"格局产生的社会背景 人民调解一直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一种被称为"大调解"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学者通常所说的"大调解"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调解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和纠纷进行协调、处理."大调解"的目的是把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纠纷化解在基层.围绕"大调解"思想,各地纷纷创新了一些具体制度,如山东省邹城市的"十户三员"制度、民情恳谈制度、评理会制度等."大调解"是一种新型调解,它在赋予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效力、促进多层级联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制度效果,在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在2009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要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坚持以"三位一体"为重点推动调解机制建设,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格局.     

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应规范化

作为人民法院适法依据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和法律所作的解释,其效力源于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需要而制定的。在我国法的效力等级中,行政法规的效力等级低于宪法和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的效力却常常低于行政法规。理论和实践中的这种错位不但违背了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效力等级原则,也不利于依法行政,应予规范化。     

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研究是行政法学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学术界对于行政行为效力基本概念的理解及理论术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分歧,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概念体系.我们认为,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构建不仅要有理论自身的自洽性,而且要能够揭示行政行为效力的本质属性,体现行政管理的特色.就行政决定的效力内容体系而言,可划分为存续力、既决力和实现力;行政决定的效力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     

行政行为存续力理论之评析与思考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以公定力为核心抑或是以存续力为核心,关系到我国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存续力学说在概念与内涵、理论周延性与自足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而作为传统“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公定力学说并未过时,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立法时仍应以公定力理论为核心构建行政行为效力制度。     

行政行为存续力理论之评析与思考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公定力为核心抑或是以存续力为核心,关系到我国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存续力学说在概念与内涵、理论周延性与自足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而作为传统“四效力说”之核心的公定力学说并未过时,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立法时仍应以公定力理论为核心构建行政行为效力制度。     

从"经济人"假设到"政府失灵"——评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

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征,使得政府做出的决策更有利于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对此,应采取宪政改革、在政府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等对策加以纠正.不过,"政府失灵"理论是以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特定的政治行政体制及过程为背景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认识这一点是正确评价和借鉴其理论价值的前提.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金融监管规章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否定合同效力——以伟杰天策股权纠纷案为例

行政规章不属于《合同法》中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这与金融业强调监管审查,但立法层级不高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在此情形下,行政规章借"公共利益"的外衣否定合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中可选择的路径。本文在商事案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选取了伟杰公司和天策公司的股权信托纠纷案,对其裁判思路进行分析。《民法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具体化的表现,故违反规章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也应无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性的不确定性概念,应作为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充分论证,避免得出违反规章等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