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民发见石油的历史

石油,又名石漆、石脑油、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最早记载石油的,是张华博物志(书成于三世纪末年)、,当时称为石漆。志称: “酒泉延寿县(甘肃玉门县东南)南,有山泉,注为沟,其水有脂,如煮肉汁,把取著器中,正黑,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但不可食, 此方人谓之石漆”(初学记卷八引)。后来在唐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陇右道肃州玉门县(甘肃玉门县)下又称: “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     

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救亡图存的艰苦探寻,进行了新的选择:一、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长技;二、兴利除弊,救亡与改革相联系;三、发展近代工商业,增强国力。他们的探寻和选择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     

中国古代催生巫术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考察的“催生巫术”,是指人们以巫术的心理和方法催促孕妇生产,亦可称为“催产巫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曾敏锐地注意到文化对人类生育的影响,他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写道：“生殖本是一种生物现象,但是为了要使每个出生的孩子都能有被育的机会,这基本的生物现象,生殖,也受到了文化的干涉。”①巫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重要内容,在中华先民对生儿育女、延续后代经历的一个漫长认识过程中,巫术与这一过程相伴始终,且遗风余韵几达今天。目前,学术界对生育巫术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求子巫术、妊…     

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构成

<正>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有文字的历史记载。浩翰的历史文献,记录了大量的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道德风貌的更替、演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自然地形成一种历史变迁或发展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但也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即认为历史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有某种内在秩序的,它是某种人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些思想表现或内涵在古代思想家描述历史现象时所经常使用的三个概念或范畴“变”、“数’、“势”中,这些观念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主要构成。     

中国古代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正> 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中国古代伦理学作了一个悲剧式的终结。它宣告,以儒家道德学说为代表的、以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伦理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也不能作为一种精神深入到人民中去,激起他们的理想、信心,使他们团结起来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它的陈腐、简陋、僵硬、虚伪的教条越来越阻碍社会的进步,束缚人们的手脚,甚至窒息人们的头脑。另外,从这些理论学说本身来说,其主流方面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主义的伦理思想,虽然包含着若干新的资产阶级伦理观的萌芽,却是非常的朴素和软弱。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后盾,没有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活动,也没有一场科学文化领域里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不能     

中国古代图书形态的历史演进

“图书”一词源于“河图”、“洛书”的传说。纵观古今文献,“图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又有古义今义之别。但就“图书”的本质而言,却只有一个,就是记录与传播信息。古代“图”有版图、图画、图章的含义,也有描绘之意。“书,箸也、从聿,者声。”意思是指凡用文字记载以帮助记忆的一切东西都可称之为书。古代图书的含     

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本文界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属性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农业文明的典型形态 ,并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源远流长 ,从未间断 ;多元共生 ,交融互动 ;农耕主体 ,农、牧互补 ;融汇吸纳 ,多重开放 ;人文精神 ,一以贯之。     

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中包含着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其主要特点是:多种存在形式,如史书中的史论、历史评论专篇、历史评论专书等;深入探索的连续性及其在不同理论层面上的表现;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依事言理、据史发论;名篇、名著所具有的气势和魅力。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

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

历史地描述中国古代文论的固有体系,准确地概括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的、历史的特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不少同志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需要,来一个“突破”或“跃进”,而把“突破口”选择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问题,则是非常恰当的。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呢?抽象地议论,大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具体地解说,意见却是各有不同。首先,人们对于什么“特征”、“特点”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既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那就必须是指中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按着时代的先后顺序有着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即三代时期德治传统的起源、春秋时期德治思想的发展、汉代德治传统的确立、宋明时期德治的强化以及明末清初对德治传统的质疑。     

中国古代传统家族制度的历史嬗变

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其基本形态结构为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族而居;父亲在个体家庭中处于统治地位。二是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式家族,其基本内容为大宗和小宗、嫡长子和别子加以区分;对宗族、宗庙实行百世不迁和五世则迁的原则。三是秦汉时期的强宗大族式家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大都由一些大地主或大奴隶主构成;族人一般是聚族而居。四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其基本形态结构为经济实体的地主庄园;家族自卫的武装坞堡;迁徙流亡的家族共同体。五是宋以降至清朝前期的封建家族制度,其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村落结构聚族而居;家族组织系统严密;族长统治绝对权威;家庙祠堂遍及城乡。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生成及其意义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身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初步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化解了人民主体的能动性、组织性和斗争性难题,将散沙式的民众锻造成崭新的社会政治主体,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人民如何成为历史主体”这一关键问题,而且大大深化了对“何为历史主体”问题的认识。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同时,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在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的辐射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本文从日本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王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贡献

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是后汉著名思想家、著作家、布衣文士王符的故乡。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1987年6月26日至29日在兰州发起召开了首届“王符学术思想讨论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杨宪邦教授,分别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现同王符思想研究专栏一并予以发表.王符思想研究专栏,除周桂钿同志的文章系1984年的来稿外,其余四篇是从这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批筛选出来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专栏,使王符及其名著《潜夫论》的研究从广度、深度上有所开拓和提高;把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还有一些学术荒源和领域极待挖掘。我们相信,经过甘肃和全国各地学者的努力,王符思想的研究一定能够有所前进,有所突破。     

中国古代官员素质结构的历史演变

治国先治吏,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始终奉行的法则,因为官吏选任的好坏与公权力运用的质量息息相关。一名官员的行政行为是与其自身内在素质密切相关的,在相同的情境下,不同官员之间行为举止的差异,在相当大程度上基于各自内在素质结构的不同。鉴于官员素质对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员素质内容都高度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在选任、培训官员时都对其素质结构和内容要求注入了新的成分。一些有益经验对于当前新时代背景下的领导干部素质提高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学习中国古代史和使用工具书

孔子早就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一方面的“能手”，其过人之处，往往就在善于使用（甚而改进、创造）工具。治学也要工具，其中用处很大．不可缺少的是各种工具书。通常所说的工具书，是指那些主要供翻检查详的书。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体例的完整性。适用性，应是工具书质量上的基本要求、工具书的编纂往往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工程。有些大部头、多卷本的工具书，需要集多人的智力和劳动，积很长的时日才能完成．有的工具书实际上是某一时期学术水平的反映或某一学科学术成果的总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