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既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确立了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阐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结构,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则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从宗教批判到对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第一重逻辑;而从宗教批判开始的对黑格尔和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则构成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第二重逻辑.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始终是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危机展开的.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将人自身的存在理解为一个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过程,这同时也就是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生成过程.一般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者是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脱离三者任何一个,都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通过批判分析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系统化,使之成为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在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始终贯彻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资本论》的逻辑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结构,而是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全部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英文)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Holistic Study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Inner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马克思哲学:客观描述与哲学批判的内在统一——重读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哲学的批判精神?如果有,这种批判精神与实证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处于何种关系?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将实证科学改造为一种批判的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柯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客观描述与哲学批判的内在统一性。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的里程碑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它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的里程碑。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已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尚未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五十年代,马克思继续为写一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而呕心沥血地不懈工作。在1850—1853年期间,马克思写了二十四本笔记摘录,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以及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现实都作了不少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李嘉图的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流通理论和级差地租的错误论断作了批判,这是当时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唯物辩证法的内在本质——关于“实践逻辑”的新思考

文章通过对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本质科学确证的历史性探究,展现了以历史的社会实践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框架。从中指出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唯物辩证法理论误释之要害,也批判了那种试图以人本主义逻辑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人道主义化的错误倾向,以及那种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超越”的真实本质。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 先决条件的形成,借助于主要是形式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出抽象的和一般的定义.2) 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依据,创立具体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3) 对一般经济范畴同具体研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生产方式的成果加以综合.苏联学者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某些看法始终有争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和紧接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制定的原理,第一次以真正的科学态度表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客体和对象.     

论马克思科学人权观的创建历程

对于资产阶级人权观,马克思经过了一个对其继承、批判与超越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马克思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人权观。马克思在人权问题上的探索过程,始终贯穿着其独特的批判精神。考察马克思人权观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那种为寻求真理而勇于不断地否定自我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出场路径.恩格斯晚年阐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内涵,完善了资本主义形成史,坚持并发展了《资本论》基本观点.这一理论工作既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特别是《资本论》哲学的重要依据,又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力补充,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环节.     

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可喜尝试——读乌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一书的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发掘和整理、探索和研究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国主义并用之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专著,目前几乎是空白。1976年苏联哲学家库兹明出版过《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一书,主要阐述马克思个人学说中蕴含的系统观念以及马克思运用系统原则所作的理论贡献。库兹明的工作无疑是个有益的开端,他留下工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一书的编纂者企图去完善和深比的。乌杰在1988年出版的《系统辩证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开拓了系统思想的新时期”,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从哲学的高度来明确使用系统概念和系统思想”。乌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思想的哲学表述方式分为四个方面:(一)相互联系的宇宙体系;(二)系统整体的自然观;     

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实质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从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入手,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裂基础上现实的人的基本的生存状况,并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是如何根源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本质,从而既确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也拟定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基础,并为阐明其一般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思想的三者同一奠定基础.     

马克思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资本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科学的资本理论.本文旨在归纳总结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过程中,阐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精辟观点.     

从劳动异化走向符号消费异化——对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批判

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成果,同时,符号政治经济学也是其整体理论框架的基础和重心。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号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二者的差别所在,二是符号政治经济学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批判,三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颠覆性批判。然而,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是片面的,究其根本,符号消费仍旧属于异化的表征。从理论意义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犀利的批判和独特的切入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和撼动,因此,对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有效的回击和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从生产逻辑到符号逻辑——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浅探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鲍德里亚早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他的理论建构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把关注点放在各种异化理论批判之时,鲍德里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符号学解析了当代社会已经不再是生产型社会而是已经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认为马克思用生产为逻辑的思维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已经结束,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不能承担起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任。鲍德里亚从分析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阐释了生产逻辑是如何被符号逻辑所取代,试图想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以更好的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

在马克思的观念批判理论中,存在着两条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线索:一条是意识形态批判线索,另一条是日常意识批判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创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此时,这一理论既没有科学分析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没有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日常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的.在后期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分别在意识形态、日常意识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与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解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的伟大贡献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同著作。恩格斯不仅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和出版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对《资本论》全书的创作,以及对《资本论》的传播、捍卫和发展都有着伟大的贡献。实际上,恩格斯是《资本论》创作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的完成者。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探讨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的贡献。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使政治经济学发生革命。《资本论》的创立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前提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本文论述1845年左右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并且针对对恩格斯的片面性评价以至于歪曲,作了分析批判。作者不同意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也不同意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分裂开来的做法;认为,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的忠实合作者,而且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

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传统,这种文化哲学传统是对维科文化哲学的批判继承。在继承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文化哲学的范式,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从人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上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是如何可能的,把人的历史创造、人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克服自身的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的过程;在批判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工业阐发人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化创造的感性基础,把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改造为人的现实的批判的活动,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文化批判理论。     

马克思是如何确定他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学习《导言》的一点体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这是经济理论界的一致看法。但是,对马克思如何和为什么把生产关系确定为研究对象,似还未引起广泛的重视。而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对于科学地建立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马克思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但很快就停止了。五十年代初又重新进行。这正如他自己所讲的:“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