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     

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论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出于西方传统哲学。夸大追求普遍知识的方法和态度、并把它扩大到普遍知识以外的一切领域,就产生了普遍主义问题。普遍知识不是一切知识之谓,也不是普遍接受的知识,而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有局限的知识。因而,从普遍知识衍生出来的普遍主义也是成问题的,它是目前反思和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和靶子。挣脱普遍主义的束缚是解放思想、走向生命自觉的要求。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内批评普遍主义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站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中国传统哲学为克服普遍主义提供了可能的样本,也展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从事哲学的途径。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与特殊主义世界观——西方经典思想和当代中国理念

从简要地辨识实际上源于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由"观念出发,可以谈论或揭示现实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精髓和精神风貌,它们从马基雅维里发动往后,尤其经过韦伯、尼布尔和摩根索等人的"现当代化"提炼和阐发,一直贯穿至今.它们可以概括为五条,其中包括在本质上涉及特殊主义的一类重要内涵.与普遍主义相对立,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主义世界观起自黎塞留,其真谛在于压倒性地注重"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强调人类事务以及政治方略的由此决定的复杂不定、情势特征和实践能动性.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大创新,可以说是一种出自毛泽东、继而由邓小平创造性地予以继承的特殊主义.它概括了现当代中国的特殊经验,但是可以有普遍含义,即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依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这与西方主流的西式普遍主义相左,也大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对当今中国来说,至关紧要是牢记世界永恒变动,中国不息演化,在特殊主义那里显著昭 彰的根本思想素质和实践要求永远必不可少,那包括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势做出具体评判和决定具体方略,加上为之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勤勉不懈,勇于创新.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宗教多元主义如何可能--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困境

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与宗教多元的处境始终充满张力.英国比较宗教学者约翰·希克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批判反省式的学术研究,洞察到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严重威胁,构建了宗教多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旨在超越宗教价值取向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谋求信仰者间的平等关系与宗教和平关系的建构,这种努力的结果导致其理论具有基础主义、宇宙乐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其理论陷入困境的根源之所在,它预示着宗教际问题的解决需要走多元化之路.而张扬宗教多元主义、谋求宗教对话和宗教和平关系的建构本身需要参与到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互动之中,走多元化之路才是可能的.     

价值普遍主义的冲动及其限度:以"平等"为例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价值观念本来就应是可以普遍化的.传统儒学只蕴涵了有限的价值普遍主叉,并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古代儒家只有"相同性的平等",而现代性的价值观则强调"公正的平等".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处于同一个现代性观念谱系之中,"平等"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冲动,但其实现却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因而总是表现为特殊的.现代性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反驳的状况,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给平等注入了"不知足"的动力,而东亚社会在处理地位、特权和权威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中西文论的普遍与特殊之辩

当前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均着眼于中西文论的特殊性局限,却忽略二者所表现出的交互适用性。中西文论虽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冲突。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主观焦虑引起的、论争目标发生偏移的误读性论战。因此,我们应采取多元分层的"对话主义"立场,摒弃文学理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偏执,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求特殊性的保全方案,使各方文论资源在多层视域有机结合,且保持彼此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构建可以与异域的"他者"、历史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金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的文化反思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还改变着国家内部民族间与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并给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以革命性的破坏.因此,全球化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次整合过程.注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当代恐怖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冲突的极端化表现.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但就文化方面而言,它是极端文化普遍主义与极端文化特殊主义对抗的结果.要从文化上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论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与超越

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只是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和超越。它用人性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性普遍主义,用人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权普遍主义,用规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价值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它为克服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弊端提供了一套新的替代方案,但是其本身并没有摆脱普遍主义的内在悖论,它缓和了内部的冲突,却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信任的经济绩效

在促进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信任的作用格外重要。信任的强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民族经济绩效的差异并制约着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承接了不同的信任结构。这里借用帕森斯和希尔斯(T．Parsons and E．Shils)提出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ialism)这对概念来说明信任结构的差别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全球化与多元化--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

迄今为止一直呈现多元化面貌的世界文化，是否应该并且能够走向“全球化”？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乃至各个阶层和个人之间，表现出了各种极不相同的反应。其中，持文化普遍主义态度与坚持文化特殊主义原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成为对世界和平、国际秩序和社会内部稳定的极大挑战。（一）文化问题的凸显是世纪之交一个重要现象。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认为：“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     

交易成本与信用制度结构

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与信用制度结构“信用”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眼,其涵义十分丰富,但要真正给它下定义却并非易事①。在本文中,信用指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以某种制度②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关系与行为。普遍     

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转变和价值建设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无疑具有经济、法律和社会控制方面的意义 ,更具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深远意义。它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转变 :对家庭而言 ,是从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 ;对个人而言 ,是从施恩论到权利论 ;对政府而言 ,是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这些转变是对我国社会救助观念的重大突破 ,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和秩序。家庭的有限责任、权利论和普遍主义价值追求预示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救助价值转变同样重要的是价值建设 ,政府是价值建设的首要对象 ,大众传媒和专业工作者是价值建设的重要渠道。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一种理性的重构和辩护

杜威哲学(尤其是其论文《对野蛮人心灵的解释》)启发了一种对演化论式知识论的重构和辩护。从总体上说,这种知识论理论依然是"可靠主义"的一个变种,因为它依然试图通过认知机制自身的可靠性来为由这些机制所产生的信念提供认识担保。但它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传统可靠主义分道扬镳:第一,通过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继承,这种新可靠主义不再把"真信念比例"视为界定认知机制可靠性的基本话语框架,而主张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用"有用性"来替换"真";第二,通过对于演化论思想的更直接的依赖,这种新可靠主义排除了用其他非科学方式来解释人类认知机制之可靠性的可能,并通过这种排除更加紧密地将知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联系到了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被"杜威化"的人类信念辩护方案,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自然主义方案。与之相比较,传统的可靠主义理论却完全有可能和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甚至神学的)立场相互结合(如在普兰丁格的知识论那里)。     

相对主义、传统和普遍伦理

目前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特别关系到人权和全球正义的问题。本文不是要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考察道德判断的本质，来探究与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承诺多少假设了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按照那些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一种社会实践或制度的道德可接受性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些人已经论证说，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不相容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据说有相对主义的含义。在其最精致的形式上，这个论点已经主要取决于对于道德判断的一个理解。     

从绝对普遍主义到有节制的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与罗尔斯政治伦理对启蒙理想的执守

罗尔斯早期的正义理论在秉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理想的同时,也承袭了启蒙运动价值一元论的绝对普遍主义内在冲动。鉴于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普遍主义倾向之间的内在张力,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把社会正义理论从早期的绝对普遍主义转变为一种有节制的普遍主义,以继续捍卫启蒙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