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石联姻：唐代园石的诗学阐释

石从自然天地走进文人园林,成为唐代园林中的构景元素,与唐代文人的生活发生了紧密联系。在唐代兴盛的构园之风的推动下,园石又成为诗人赏玩的审美对象,进而成为诗歌的吟咏对象。在赏石文化和诗歌吟咏的感染下,物质的石浸染了诗意,具有了文化意蕴的审美性。然而园石的审美过程并没有结束,而是进一步被重新运用到园林实景的建构中,对古典园林的艺术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文人禅诗禅意论:孤静·空灵·冲淡

唐时禅宗一派的空灵流溢的审美观感,对唐诗内容、形式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嬗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与禅的联姻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诗歌体制——禅诗,唐代文人更是融合诗与禅的精思妙路,另辟蹊径地耕耘出文人禅诗的广阔天地.孤静、空灵、冲淡是唐代文人禅诗总的美学风范,通过对这组审美范畴的深化解读,无论对诗歌美之内质的求索,还是对禅宗悟之肌理的剖析,抑或是对唐一代文人禅诗之禅意的探掘都大有裨益.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从隐晦到显扬--元前陶诗价值定位嬗变的历史考察

元前陶渊明声名的显晦与陶诗价值定位的消长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从其对陶诗价值体认的差异中可以窥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审美趣味.东晋南朝,平淡真淳的陶诗与诗坛追求绮靡雕缛的审美风尚相悖,故其诗隐晦冷落,未受时人重视;唐代,陶诗的美学价值开始凸显,但唐代文人并未真正挖掘出陶诗的真趣,也未自觉确立其典范地位并大力倡导;宋代,陶渊明的诗史地位空前提高,宋人特别是苏轼对陶诗的理性诠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唐代文人的赏石美学及其生态智慧

唐代文人的赏石美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灵石崇拜到形态审美,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纯粹的审美关系;一是从形态审美到精神审美,主要包括石之象征自然山峰、蕴含隐逸色彩、浸染理想人格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纯粹审美上升到精神相通。针对当前社会的各种生态问题,学界提出了"回归自然"、"精神生态"的论题,关注焦点从自然转向人的精神,与唐人的赏石美学异质同构。饱含生态智慧的诗歌、文化等文学艺术有着重要的生态美学价值。     

情有独钟寄嫦娥——解读李商隐的“嫦娥”诗

李商隐有7首诗提到嫦娥,是唐代诗人中取嫦娥题材入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在这些诗中,作者赋予嫦娥以孤独、寂寞、惆怅、凄楚的审美特征和一种超逸出尘之美。这既与嫦娥神话在唐代的流传和演变有关、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价值取向、审美特征有关,也与李商隐自身身世、仕途及生活等方面密切相关。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武举制度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的武举考试,具有程序规范、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它的实施,对唐代的体育,特别是对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习武之风在社会中盛行。虽然在《全唐诗》中没有诗歌反映武举考试的内容,甚至连＂武举＂一词都找不到,但武举制度所带动的尚武风气却深深地影响着文人,进而在多方面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

本文旨在探讨唐代冥婚墓志、敦煌冥婚书仪、以及唐代小说笔记中有关冥间结婚和离婚的记载中所反映的唐代的冥婚现象及其兴盛的原因。本文认为 :第一 ,冥婚反映了佛教对唐人的死后世界观的影响 ;第二 ,唐代前期的经济繁荣为重葬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第三 ,唐代社会对男女之情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条件 ;第四 ,冥婚为死者亲属提供了增进族间交往、伸张权势以及炫耀财富和地位的机会 ;第五 ,冥婚习俗随着唐代社会的衰微而渐趋消失。     

论唐宋诗人的中秋情怀

岁时节令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唐代,中秋节作为一项民俗节日尚不显,但已有不少以“八月十五”为题的诗歌,内容多为吟咏月色,思乡怀人,深具自然明朗之美;至宋代,中秋节异常兴盛,但与唐代相比,此时中秋诗作的主旨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重在抒发作者的人生体验,表现人生哲理,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的美。唐宋两代诗人中秋情怀的不同及其中秋诗作的各具特色,与两代时代风貌、文化氛围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诗人思想文化性格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