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的复归抑或政治哲学的复归?——阿伦特与施特劳斯现代性批判的理路比较

阿伦特把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哲学对政治的全面裁决,在普遍的和同质化的理性标准面前具有特殊性和异质性的政治生活必然被剥夺其存在的正当性,具有交互性的公共空间逐渐坍塌。因此,走出现代性关键在于能够复归真正的政治,重建公共生活。施特劳斯同样把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哲学对政治的越界使用,但他认为政治哲学化的主要责任在于现代哲人的理性任意,强制推行政治的哲学化,背叛了古典政治哲人的教诲。因此,走出危机的关键举措在于哲人自己克制对理性的越界使用,向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绝佳平衡的古典政治哲学复归。     

现代危机下不同路径的政治哲学对话——施特劳斯与马克思

通过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和施特劳斯这两位哲学家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认识,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对话。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于理论危机,而马克思将现代性危机归于实践危机。基于此,两位哲学家提出了基于不同政治哲学路径的解决方案。回归政治哲学,可以看出,二者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人类应该如何更好生活"这一问题的解答。     

“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基雅维利的中国时刻

1905年,梁启超写下了《开明专制论》,依托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科学",梁启超力图克服自由主义宪政原则的危机。梁启超以马基雅维利的视域理解古典思想,改变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现代性具有自身之"体","新君主"的政治品质必须基于现代新"体"的德性理解。通过对古典思想的重新定位,梁启超与古典立场发生了决裂。然而,梁启超以马基雅维利克服卢梭,毕竟无法突破现代性的原初视域。重新揣摩《开明专制论》的写作用意,有助于反省现代中国的立国根基。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自然权利问题

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阐释城邦政治哲学的诸问题。自霍布斯以降,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针对权利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追问,自然法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面对现代性危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政治哲学中起到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角反思现代性危机之时,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自然权利产生于人的物质生产,人类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篇章。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自然权利问题

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阐释城邦政治哲学的诸问题。自霍布斯以降,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针对权利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追问,自然法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面对现代性危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政治哲学中扮演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角反思现代性危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自然权利产生于人的物质生产,人类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篇章。     

自然权利和自然正义的历史冲突与理论互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辩证维度

自然权利与自然正义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施特劳斯以为二者关系既冲突,又彼此互构.前者表现为自然权利的兴起导致古典自然正义的衰微,引发西方现代性危机以及哲学政治双重扭曲;后者则体现为自然权利观念导源于自然正义的内在逻辑,古典自然正义必须经由自然权利嬗变过程并最终回归自身,才能真正解决哲学政治危机.     

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理性、科学、自由、权利等意识观念和行为方式,其世俗基础是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市场经济、工业化、都市化、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社会体系和社会模式。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具有双重功用:一重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反映,是现代社会的时代本质、精神表征,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一重是作为反思"现代性问题"的现代性批判,是对现代价值观念的批判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省。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维度出发,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主导的现代化"祛魅"进程是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导致现代性危机和现代性问题的罪魁祸首。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论卢梭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与拯救

本文追溯了卢梭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尝试,德性的冲突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是偶然性的,古代,他对现代性主流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以解决现代社会私欲和卢梭认为历史不存在前定的终点和目的,因此现代未必优于     

实践美学与现代性问题

按照精神实质,现代性可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哲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从现代性视角来看,实践美学是古典美学,其古典性表现在理性、主体性、人类中心论、科学方法论、审美超越的缺乏、乐观主义历史进步观、古典自由观、现实主义文艺观等方面。由于其思想资源来自西方古典美学,实践美学无法回应审美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     

现代性：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的理性话题(四篇)

学者们对于现代性给予不同解释,莫衷一是。对于东方国家而言,现代性是充满了一系列悖论和冲突的状况。在政治学意义上,现代性是导致出现绝对自我、人们过度解放和伦理丧失的现代性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现代性危机源于现代性的本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表现为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达到紧张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致命的冲突。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现代性。探讨人文学术的后现代之路,实现人文学术的后现代转型,是超越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既是学术关怀,也是社会关怀。     

西方社会关于生态文明的重叠共识

在西方"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了有关生态文明的一些"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涵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它促进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自由的确立。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黑格尔最早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批判了现代性,主张以理性取代知性,以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伦理国家。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使西方政治文明既有形而上的知识维度,也有直面政治现实的形而下意味。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政治思维三种河床形态,现代性政治思维孕育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进一步消解理性基础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采取的两种主要摆脱策略。在鉴别中国政治传统、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等方面,西方政治思维对当代中国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浅析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解读

施特劳斯试图以诸多＂双重倾向＂来阐释卢梭的政治哲学,解开卢梭梭作品中那些表面的龃龉。然而,施特劳斯在卢梭所展示出的诸多双重倾向之间选定哲学或准自然状态一极,却是出于其自身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的多数弟子遵循了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卢梭以一种回归古典的姿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但他最杰出的弟子布鲁姆却通过对《爱弥儿》的重新解读,试图在卢梭这里发现堪与古典哲学匹敌的新的政治哲学根基,从而对施特劳斯构成了挑战。     

伦理视野中的社群主义权利观和道德观

社群主义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界定,现已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种较系统的学说。社群主义建构了以社会本原取代个体本原的哲学形而上学;以社群中心取代个体中心的政治哲学;以公共的善取代个体权利优先性的美德哲学。这种理论的自觉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性所引发的西方社会危机。然而,对社群与传统的抽象化理解,使它在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上陷入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关于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困境的三点反思

列奥·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并认为复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是化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施特劳斯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所开出的处方,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自然正当能否被证成的困境;二是对于被赋予至上权力的哲学精英而言,其腐化的风险是否能被有效控制的困境;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能否改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的困境。     

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认为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仍然处于现代性阶段。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互作用,导致了风险危机、道德危机、生存性焦虑和生态危机等严重后果。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