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配偶法定继承权之考察评析

鉴于配偶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法定继承关系中法律地位的增强,我们对各主要国家及中国四法域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考察,明晰其异同.并在比较基础上.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从配偶的法定继承顺位、法定继承份额以及配偶之先取权和用益权几点出发,完善我国的配偶法定继承权,以实现对配偶继承利益的保护,彰显法律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说起

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两个极端——虚无主义和偶像主义——之间滑动。冯友兰先生于1957年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试图走出这两个极端。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他提出这种方法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方法仍然是缺乏理据的。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不仅需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做出新的思索,也需要超越抽象继承法,重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关于离婚后原配偶间扶养费给付问题研究

我国 2 0 0 1年修正的《婚姻法》因致力于对弱者权益的维护而设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其中离婚后夫妻间的经济帮助制度也作了一些调整 ,但由于其定性模糊、具体制度的缺位及不周延等立法缺陷仍使得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不够理想 ,从而不能及时有效地对离婚中弱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笔者认为 ,我国应在制度层面上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该制度的合理化建构。     

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

分家习惯在中国已延续两千余年,在这一习惯内部,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内容和程序,其效力一直受到国家法的承认。然而,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大规模地移植西方法,分家习惯退出了国家法领域。分家习惯与西方继承法所调整的继承行为有着不同的性质。分家意味着,无论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亲子都可以参与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则是承受死者的个人财产。研究近代中国的分家契约可以发现,分家一直是中国家庭财产领域中的主要行为模式。可见,在近代中国的财产继承领域中存在着规则冲突的格局,即分家习惯与继承法难以兼容。揭示这一格局,对我们认识民事习惯与中国民法典编纂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蒙古秘史》所载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等人对汗位继承讨论的史料可信性小考

《蒙古秘史》载 ,成吉思汗西征前夕 ,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对汗位继承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确定了窝阔台为继承人。窝阔台向成吉思汗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成吉思汗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余大均先生认为这个答案与《史集》中有关两个誓言的记载相反 ,判定《秘史》中有关这个答案的记载为后人伪造。笔者认为两者虽不相同 ,但也并不相反。经过推理、论证 ,笔者认为 ,虽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反复 ,也正因为如此 ,《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反倒应该是可信的     

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与中国刑事制度研究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事制度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制度。     

子宫后位怎样怀孕

我今年29岁,结婚3年,夫妻生活正常,但至今未孕。医生说我是因为子宫后位引起的不孕。请问,什么是子宫后位?怎样才能怀上孩子?广州杨某子宫后位是指女性子宫在盆腔内的位置后偏,并且根据后偏的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种。在阴道深处子宫颈后方,阴道围绕宫颈的部分有一个穹隆,叫阴道穹隆,射精后精液积聚在此处,便于子宫颈开口浸泡在精液中,使精子易于穿过子宫颈口进入官腔与卵子相遇而受孕。但子宫后位时,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上)——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剽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