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

本文是作者关于传统形式逻辑直言推论规则修正的一些初步意见。如众周知,传统形式逻辑直言推论、直言推论规则的修正,和形式逻辑其它部分的修正密切联系着。在“概念”、“判断”部分的修正未能彻底完成以前,直言推论规则的修正就不可能彻底完成。因此,作者在这篇文中并不准备提出直言推论规则修正的最后的最完备的方案,而只提出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在未谈直言推论规则修正的具体意见以前,先谈一下我所认为的修正直言推论规则的基本准则。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     

对“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的商榷

马佩同志在“直言推论规则修正刍议”一文中,对传统的直言三段论式规则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意见。我认为在该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还值得商榷:一,直言三段论式中要不要中词问题;二,直言三段论式中的联锁推理和直言三段论式规则的关系问题;三,直言三段论式的规则是不是保证从真实前提推出真实结论的规则问题。马佩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直言三段论式第一、二两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举出的修正第一、二条规则的几个例子中,对第三个问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第二、四、六、七几条规则的修正意见中。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和马佩同志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来讨论。     

再论汰除三段论规则（五）——对本观点的修正兼复岳利民先生

一些教材把"结论是否定的则前提中必有一个是否定的"作为三段论的一条独立规则,但无论是从规则成立的理由上看还是从必要性上看,将"结论是否定的则前提中必有一个是否定的"作为独立规则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因而应将其汰除.     

再论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兼答蒋学模同志

拙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一文,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发表后,蒋学模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公有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难以成立,应该彻底加以抛弃。”可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或事实上提出充分的依据来支持他的论点。现在,我想继续就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蒋学模同志请教。     

再论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并答李小东同志

婚姻与家庭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粗略看来,其中似乎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更难说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亦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生产之一,同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劳动不发达的原始社会,“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论述的原始社会发展史中,用了很大篇幅讲了家庭婚姻的发展史;而在远古,婚姻制度的变革也确曾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杠杆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给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在“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舞下,促使我写了《基诺族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再谈农民领袖的天命思想——兼复蒋祖缘同志

关于农民起义领袖的天命思想问题,本刊先后发表过几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就此问题继续开展讨论,欢迎同志们来稿。     

再论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兼答尤西林同志

《学术月刊》1982年10月号发表了尤西林同志的《关于美学的对象》一文,读后很受启发。文中对于缺乏美学指导的艺术理论的批评,我以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尤文所阐述的中心论点及其对许多同志的批评,包括对我本人的批评,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尤文一开头就说:“夏放同志除批评蒋孔阳同志之外,并对李泽厚同志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提出了商榷。我以为,夏放同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所提出的‘美化论’,实质并未超出蒋、马两同志的艺术中心说。这种囿于艺术谈美学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它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学混同于艺术学的普遍状况;而这种被人们至今视为常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再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答时希哲同志

我在去年的“历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妇录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对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的将西周划人封建社会的理论根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拙文发表后,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先后看到郑昌淦同志所写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吗?”以及及由王忍之同志执笔的集体创作“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等文。这些文章中也都曾对范同志的区别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标准问题提出了批评。可见国内学术界人士对范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

本文是对朱立元的《“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一文的辩驳。作者认为实践范畴是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朱立元的文章为了否定上述事实,回避了实践美学的整个体系,靠摘引该学派学者的个别论点来证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非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肯定,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实际上,由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理性、现实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强调,对超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个体性的排斥,必然导致违背审美规律。     

再谈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答王宗维同志

<正> 王宗维同志在《西北史地》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汉书·赵充国传>中的鲜水》一文,对拙作《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和交通线路探讨》提出了批评。王宗维同志提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我们是欢迎的。但我认为,他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他对有关鲜水位置的地名、交通路线、民族等问题的论述,是不符合实际的。兹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答王桂厚同志

1978年7月5日,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提出我们的粗浅看法,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是展开讨论,把问题弄清楚。但时近两年,国内报刊没有反应。我们正在渴望知道不同见解,吸取教益之际,王桂厚同志发表了《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载《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再论奖金的本质——兼答时正新同志

拙作《奖金仅仅是超额劳动的报酬》发表后,时正新同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奖金不等于工资,它有区别于工资的质的规定性;奖金是超额劳动的奖励形式,是活劳动中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一部份价值的转化形态。下面谈谈我的一些不同看法。一为了概括奖金本质,时文引进了定额劳动和超额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对经济学范畴。时同志认为,格外生产力的劳动即超额劳动,它是超过同种社会平均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