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层面综合交通运输理论的经济学评述

三维层面综合交通运输理论是关于综合交通运输研究的重要探索,也为从经济学视角考察综合交通运输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科斯定理、比较优势、斯密定理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别对三维层面的形维层面、功维层面、运维层面进行分析。经济学视角的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不但有助于推进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也将对主流经济学有所贡献。     

基于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视角下中国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思考

针对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结合近年来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实践经验,从运输需求角度对该理论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拓展与延伸,并在此框架下探讨中国综合交通运输未来发展的路径。研究认为,从运输需求角度完善后的三维综合交通运动理论包括功能、结构、运作3个维度,其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性和分阶段的战略观特征;综合交通运输的基本任务在功能维度能厘清运输需求的最优计划信息,在结构维度能在竞争格局下优化各交通运输方式、不同层面的供给数量和结构比例,在运作维度能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的高效一体化协作;当前中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在功能维度上需要进一步完善城际间完整高效的运输网络,在结构维度上需要充分发挥各运输方式的协同作用,在运作维度上需要真正理顺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的工作机制。     

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厘定及内涵阐释——基于“三权分置”框架

综合运用经验总结与理论分析法，首先对农村宅基地退出发展历程进行三阶段划分；然后在简释宅基地“三权分置”内涵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置”框架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进行分类定义，并从退出主体、客体及方式等三方面对宅基地退出特征进行了分析；接着针对永久性和功能性两种农村宅基地退出类型涉及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及资格权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从“三权分置”角度进行总结厘定。     

“资本—策略”视角下居民参与民族旅游的路径:以龙脊景区为个案

民族旅游中社区参与和居民参与理应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从社区参与到社区增权的理论发展脉络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因此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区内部———居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必要性。民族旅游中居民的参与决策可以用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资本—策略"组合加以解释,基于此可构建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桂林龙胜龙脊景区个案,在人类学调查基础上,可通过七个典型例子证明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以社会权促经济发展：社会权保障的新思路

在应然层面,发挥社会权的工具性价值以促进经济发展是对“人权目的论”的丰富与拓展,二者通过人的发展实现了有效衔接。在实然层面,作为经济活动中重要因素的社会权对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以“穷人经济学”作为社会权保障的思维方式,通过厉行法治来对社会权保障予以规范,并依据共同发展来对社会权保障的程度予以必要平衡,以构建起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权保障思路。     

担保权的性质另有看法

把担保权作为物权是一种有逻辑缺陷的思维,是学者抄袭德国、台湾地区物权理论而并未对物权本质做深入思考而做出的错误理解。通过对物权本质特别是物权必须对物进行直接支配的性质的透彻分析可以得出担保权不是物权的论断,通过对形成权及担保权特征的对比,可以认为担保权是一种积极的形成权。     

论空间利用权作为独立权利的基础

空间权(space right或development right)产生于19世纪以后,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空间权制度的研究关系到对空间的开发利用.与我国空间利用热火朝天的现状相反,我国大陆有关空间权的立法凤毛麟角,理论研究亦未向纵深发展;在我国至今尚无相对完善的立法,亦未形成任何判例规则,这种情况与我国空间利用的现状极不适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空间利用权是否应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进行理论概括与阐述,从空间利用权独立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与相关权利的关系三个层面论证,空间利用权应当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     

论我国社会权宪法审查之基准

社会权有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个层面,国家通过赋予主观权利的方式对社会权予以消极保障,通过法律制度性间接保障的方式以积极行动来实现反射性利益。以重要性理论为基础,西方基本权利宪法审查基准分为严格基准、宽松基准和中度基准。就社会权宪法审查而言,该理论存在着一定缺陷,可以社会权发展成熟程度和对财政能力要求为基础,建立以宪法委托为前提的自由性基准、以主观权利为前提的控制性基准以及以核心权利为前提的严格性基准,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权宪法审查基准。     

我国会计改革的文化层面分析

以对中国化结构因素和中国化环境特征的分析为基础，探析了中国化环境对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研究了会计化与会计改革的关系，从化层面分析了中国会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对和谐权理论的重构

基于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理论框架,对和谐权理论的机制和价值做一交叉学科的分析,即个人、群体和社会三者在无各自＂私益＂的前提下,实现协调的行动,从而达到共赢的局面。采用以交叉学科构建的和谐权理论进行分析,展现和说明了在传统的人权理论所不能解释和无法权衡的领域,和谐权理论仍可进行有效运作。     

劳动权性质论

劳动权从私权利上升为基本权利,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和理论基础。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权既具有生存权、发展权的属性,也有受益权、自由权的性质。作为基本权利的劳动权与劳动法上的劳动权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劳动权也不同于劳权,劳动权具有母体性和派生性,劳权具有综合性和可分性。就业权是劳动权派生出来的一项子权利,和劳动权母体本身不能等同。大学生创业仍然是劳动权实现的一种形式。     

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全球化对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产权制度还很不完善。政府在推动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又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既能符合全球规则又能适应我国国情的产权制度体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知识产权经济性质的探讨

作为知识产品的具体形式,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经济资源,它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商标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是经济、技术与法律的混合体,但其基本属性是经济性。知识产权与经济密不可分,其形成的基础、效用及商品与价值内涵,都折射出经济的本质。     

论政府产权制度的完善

政府产权是政府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它既具有一般产权的性质,又具有特殊性.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政府产权是公有产权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代表,政府产权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又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基础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使政府产权发生了重大变革,政府产权退缩为仅仅是公有产权的一种形式,并且在政府产权内部出现了层级产权和不同产权权利的分割.但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产权制度还存在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缺陷,需要在弄清公有制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公有产权与政府产权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公有产权和政府产权加以明确界定,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代中国公民话语权的发展现状及完善对策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民主与法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公民的话语权由此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毋庸置疑,发展中的公民话语权也陷入了困境,遭遇到了瓶颈。究其原因:既有中国在经济上的贫穷与落后,也有公民话语权实现制度的不完善,还有缺乏足够宽松的话语环境等。为此,应从政府和公民等多角度出发,试图建立起一种合理有效的保障公民话语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机制。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中国他物权体系的建立与分析

他物权体系的建立对于经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第二、三部分主要探讨了他物权体系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应有的内容。对于地上权、农地承包权、典权、及担保物权体系中的特殊抵押问题等形态的名称采用、范围、权利和义务结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寻租理论下的私权与公权

寻租理论是一种利用租金投入对资源配置进行再分配的经济分析模型,运用这一分析模型可以对法律资源中的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行有效的经济解释.私权与公权的均衡状态需要两者不断地利用现存的非均衡的制度状况进行寻租活动以求获得利益,使资源配置向有利自身的方向倾斜,最终结果是权利资源和权力资源在相互转化中得到重新配置.在我国,由于法律制度资源配置不合理,公权强势于私权,从而导致大量的制度性租金产生.因此,只有确立私权利的优先位置,才能使过剩的公共权利资源向私权利转化.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以青岛市、威海市为例

以青岛市和威海市为例,建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市管理模式,在经济方面,对提高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总体及高新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在社会发展方面,对交通、水环境、安全生产及市容环境卫生的改善有明显的影响。     

论我国他物权制度的构建

我国目前尚无一部统一的物权法 ,现行法律甚至没有使用“物权”一词。这种现状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因此 ,如何构建我国的他物权制度 ,是我国制订统一物权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