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族"到"庶民"——日本镰仓宗教改革论考

日本镰仓时期的宗教改革,与日本中世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宋交流及旧佛教自身的弊端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传统佛教与中国佛教融合而成的镰仓六宗虽未能完全摆脱旧佛教思想的阴霾,却使日本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贵族化"到"民众化"的转换,从而确立起"庶民佛教"这一大众救济的宗教形态."庶民佛教"不仅大大推动了古代日本佛教的民间普及,同时也促进了旧佛教的改良运动,引导了中世民众的思想解放.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试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

佛教作为异族宗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古代戏曲产生于民间,而佛教要想立足和发展,必须面向世俗、面向民众。于是,佛教以戏剧作为载体,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进行传播,不仅把佛教带进了民众的家庭;另一方面,佛教与戏剧的结合,无形中也促进了戏剧的发展。     

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的兼容整合

在民间传说中我们可窥见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主要指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思想)的兼收并蓄、包容整合。民间信仰的兼容性特色可用"儒门释户道相通"来加以概括。而这种兼容性正凸显了广大民众在心理需求与生活指归两个维度上的调适和应用。本着为现世、为生活的实用目的,广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已制度化了的宗教教义和信仰模式涵化转变成能够为其心理和情感所接纳的方式来崇信、践行之。心理需求与生活指归的完美融合又折射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格及特质。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具有兼容和整合功能,是与其在生活指向上的功利性格密不可分的。     

中国化的观音性别以女为主的原因初探

观音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菩萨 ,但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 ,变为了何友晖　　　　　一位女性菩萨 ,并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这一方面缘于观音菩萨随类度化的　中国化的观音性别以女为主的原因初探　　　　　　　　　　　积极无条件关注暗合了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女性情结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苦难和中国本土文化对男女社会角色的限定使得民众需要把男性的观音改造为女性菩萨。而印度宗教人物画像的传入和中印绘画的不同使得中国民间艺术家或各按自己的意念或对印度的画像进行中式改造 ,并在流传过程中最终形成女性的定式。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学视野下康区宗教的研究路径

康区位于民族走廊地带,是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各大教派并存,并与苯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谐相处的局面.康区还保留有其他藏区消失的宗教派别,为其他藏区少有.以往的研究中,宗教学者运用历史方法,重点研究康区宗教传播史.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康区宗教及其与族群、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多.今后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宗教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挖掘多元宗教在康区社会历史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探讨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进而丰富康区宗教的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1949—1956年,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这四个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韩国佛教“三化”的启示

自公元372年中国佛教传入韩半岛,韩国佛教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始终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紧密相联,成为韩国文化、甚至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又以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的方针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古老的佛教不仅没有被现代社会所抛弃,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地位。     

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

对于佛教中国化,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理解。就形式而言,译经、格义、判教、创宗、定祖等几个因素非常关键;就内容来说,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的心性化、信仰化、世俗化。佛教中国化既体现着佛教在异域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也体现着中华文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智慧和胸襟。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略论宗教社会学的中国化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即道教、中国化了的佛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因此,本土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中国化是中国宗教学成长的立足点和发挥宗教社会学现实功能的需要。     

中晚唐时期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有关佛教净土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中晚唐时期;砾陀净土信仰已经深入到世俗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融汇,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交融,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通过对民众弥陀信仰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及原因。     

从儒释道"三教"看我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特点

自有人类便有宗教。宗教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发展变化 ,并与民族关系极其密切。汉民族的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而尤以儒、释、道三教与国家政治关系紧密。儒学乃封建正统思想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 ,佛教则呈现出一种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形式 ,三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它们在政治功能上表现出了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并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儒为主、释道为辅的政治文化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三者与政治的关系同世界其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相比 ,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佛教与东方文化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源于印度的佛教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在南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佛教中国化是文化过滤与文化变异的结果,汉化佛教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西亚北非文化影响,在强盛时期又远播西亚北非地区,对后起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也有一定影响。佛教沟通了东方三大文化圈,表现出鲜明的东方文化特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作为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历史上西双版纳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两重文明的影响。这些影响以土司制度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寺组织为制度渠道,形塑了当地社会。为了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中生存,西双版纳社会发展出自身的特点: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在宗教上倾向于缅甸;而作为本土王权代表的土司,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出于这种整合的压力,在面对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的时候,土司和贵族也有自己所要依靠的宗教宇宙观——后者通过勐神祭祀的仪式确保了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土地和丰产不是由佛教掌握,而是形成了与之对立的另一套宗教观念,在这一套宗教观念里,表达了对社会整体丰产的追求,它和佛教对个人救赎的追求相配合,构成了西双版纳社会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