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周易口义》中的天道观

本文从“道”与“气”、“形”与“用”、“理”与“分”三组概念出发讨论了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对天道的阐述，指出胡瑗之天道观的特点在于进一步破除孔颖达《周易注疏》中的玄学倾向，而通过天道为儒家的价值秩序观念奠基。这种奠基表现为：一方面，天道是人世秩序的根基；另一方面，人应该发挥主体性，以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实现天地给予的秩序。     

论《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及其内在矛盾

<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包含三个方面在宇宙生成方面它把<老子>、<易传>和董学、纬书糅杂起来,但并未消除自然生成论与神创论的冲突;在天道秩序方面把阴阳、五行与四时、五方等附会起来,但无法协调其内在的矛盾;在天道运行方面把阴阳盛衰与五行生克结合起来,但又陷入循环论的窠臼之中.因此,以这个天道系统为效法对象的人道体系只是一种社会静力学的设计,而缺乏社会动力学的自觉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试论《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对《白虎通义》文本的分析,认为在把握《白虎通义》的总体特征上有三个关键词“天人相与”的世界观,“唯象唯法”的方法论,“神道设教”的政治实践。它对周礼和董学既有承袭又有发展在天道秩序的建构上超越了周礼,在诸礼义理的甄别和礼制框架的设定上又超越了董学。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唯一的一部官方礼典,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郭店楚简儒家天道观述略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以探讨人道为主的同时,有许多关于天道观的论述,如天命、天常、天德、知天、效天等。楚简天道观是在天人关系的互动中寻求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     

吕大临“虚而诚”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宋明理学的焦点问题,吕大临是“关洛之间”的重要人物,他在继承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观理论,并以“虚而诚”来表达对“天道”这一形上本体的体认。一方面,吕大临以“虚”和“诚”来形容天道无形而实有的特征,展现出天道的超越性、客观实在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吕大临更加强调“诚”的价值,指出“诚者,理之实”,并且认为天道是“致一而不可易”之“诚者”。由此可见,在吕大临天道观理论中,“诚”即为天道,并且具备了“至诚不息”之宇宙本体论意义。     

试论从《易经》到《易传》的理论环节

本文认为；《易传》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易经》中的天人思想是《易传》产生的根本依据；孔子、老子对天道、人道内涵的独立思考以及孔子晚年沟通天人关系的努力为《易传》的产生提示了发展方向；儒、道交争的发展迫使儒家探求其理论的天道依据，从而促进了《易传》的最后形成。     

《易传》中的天道、人道及其天人关系

《易传》主要是对天道、人道的摹写,进而阐明了天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天道与人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天道统摄人道,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达到了合一。《易传》哲学,先谈天道,由天道推演人道,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奠定基础,在当今社会价值重建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老子以独特的"天人合道"回答了先秦天人关系的时代主题,道体向下体现为天道原则、地道原则和人道原则,此即三者的整体性;老子将自然、无为原则贯彻天道、地道和人道过程始终,此即三者的统一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生态思想。道家以超越一切的道为出发点,从自然的天道、天地循环所造成的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平等地对待万物,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则从人道契入天人关系,以人道体天道,将天道人伦化,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提出了仁民爱物的道德观。而中国佛教的诸流派,则根据缘起论的宇宙观,众生及万物皆有佛性的平等观,提出了尊重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