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影像表达——以《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为例

《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是两部影响巨大的献礼影片,两部影片在历史事件选择与表达方面别具手眼,具有突破性。这种突破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指向了“民族认同”这一深刻主题。     

鲁迅小说的"辫子"意象与奴性批判主题论析

鲁迅小说常在主题意象中蕴含或喻示其判断与理念,“辫子”意象暗示和表现了多重意义,其中主要否定“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的浓重的奴性意识,即否定国民的缺乏独立意识、不把人当人看及性格中的卑怯和巧滑。“辫子”意象的象征意义的呈现当然源自鲁迅一生与辫子所有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上特殊的密切关系。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唐诗三百首》中“时光”意象探析

每个人都活在时间的洪流中,对时光的思考也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关注的人生主题。文章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诗人对时光意象的思考:时光意象是诗人反思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衡量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诗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追寻“生活的真相”——《远航》中的意象叙事探析

《远航》被普遍认为是伍尔夫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婚姻前景与死亡结局所形成的矛盾情节引发了评论界的焦虑。从与情节叙事并置的意象叙事入手,分析文本如何将婚姻与死亡呈现为女性内心互为关联的生活的真相,为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自我发展开拓空间。     

论《红楼梦》中“风”意象的叙事功能

<红楼梦>中的"风"或衬托场景,或点染心境,或配合着整体的叙事节奏,在景物描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风"还是小说诗词曲赋的重要意象.与红楼物性格命运息息相通;"东风"意象更长期引人注目,其含义颇值得探讨.     

《牡丹亭》中的“梦”意象

<正>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我国16世纪最伟大的戏曲作品之一。它横空出世、石破天惊,轰动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赢得当时及后世许多青年男女的共鸣,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明末遭遇不幸的冯小青细细把玩《牡丹亭》传奇,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饱含血泪的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明末杭州女演员商小玲最擅长演出《牡丹亭》传奇。在演出《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感慨己心,缠绵凄惋,泪痕盈目,如泣如诉,突然倒地身亡。林黛玉在悠扬的笛声中听了几句表现青年少女觉醒的《牡丹亭》戏文时,不禁感慨缠绵,心动神摇,如醉如痴,最后掉下了眼泪。《牡丹亭》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这主要得力于“梦”意象的描写。 《牡丹亭》中有两处写到“梦”:一是柳梦梅之梦。写他“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第二曲《言怀》)。二是杜丽娘之梦。她因春感情,因情成梦。     

绵绵瓜瓞与《金瓶梅》《红楼梦》“瓢”的借用意象解析

瓢在我国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器具,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瓢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容器和漂浮,瓢是葫芦的半个瓜壳,从不少古籍记载中都能管窥到先民对葫芦生殖崇拜的迹象。《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写王婆向金莲借瓢。张竹坡点评本:借瓢即影人,文情狡猾,随手生来。瓢(即葫芦)在这里象征女性的受鱼之器的瓶,对应着潘金莲的嫖;《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写黛玉与宝玉借瓢谈禅。这里的瓢也隐喻了黛玉漂泊不定的命运。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瓢被以诗词、谜语、谶语、禅语、俗语等形式反复渲染,瓢也就构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借用意象。对瓢借用意象进行多味性的咀嚼与解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解读文本的文化密码,理解这两部古典小说不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品质。     

聚焦正规战役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保卫延安》与《红日》比较论

从截至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可被看作"十七年"期间关注并表现战争的"双璧"。两部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史诗性"书写,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对人性勘探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分伯仲。在特定年代,两部作品既收获了"不虞之誉",也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求全之毁"。论文结合两部作品的历史评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二者思想艺术成就上的"得"与"失"进行了论述。     

唐诗与《古今和歌集》中的“风”意象之比较?

“风”作为一种自然景象被古代中日两国文人所喜爱和描绘。唐诗和《古今和歌集》分别作为中日古典文学的代表,二者描写的“风”意象既有心有灵犀的感同身受,又有因人而异的别具一格。唐诗中描写的“风”意象风格多变,内涵丰富,关注人的社会体验和道德,而和歌中所表达的“风“意象内容单调狭隘,更多关注个人体验和情感。     

兰斯顿·休斯小说《并非没有笑声》的意象叙事

兰斯顿·休斯在小说《并非没有笑声》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化和自然意象来建构文学审美的黑人世界,以表现黑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迥异于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特质,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多元意象的叙事不仅是小说的叙事内容也是叙事手段,体现了休斯多元文化的创作主导思想。     

《聊斋志异》“戏言”叙事的向度及其谐趣

《聊斋志异》诸篇中有50多篇通过"戏言"生发故事,这种叙事方式颇具特色,在此称之为"戏言"叙事。就叙事向度而言,"戏言"叙述既继承了传统小说写作的结撰方式,大致朝"戏言成祸"、"戏言呈祥"悲喜两极展开,又平地生波,一波三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叙事潜力,为我们呈现出了人生百态的两种终极归属,提供了两种叙事审美范式。"戏言成祸"故事对传统文化宗旨做了进一步宣扬:富有劝善惩恶功效;而"戏言呈祥"故事叙述方式虽不是蒲松龄原创,但他在应用中将这种叙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玩笑亦或是祥兆。这些展现悲喜向度的故事通过其独特的"戏言"叙事,在展现给我们许多审美谐趣、令人发笑的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令人深思。     

意象不同凡响《麦克白》熠熠生辉

在《麦克白》众多的意象中,“外套”和“孩子”这两个意象的使用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增强了悲剧的震撼力和人物的悲剧色彩,使《麦克白》这部伟大的悲剧熠熠生辉,永世流传。     

《螺丝拧紧》之叙事探析

亨利·詹姆斯的中篇小说《螺丝拧紧》自问世以来在英美文学批评界引起颇多争议。批评家们对于这部作品曾做出过许多全然不同的解读。对该文本的叙事进行分析表明,作者的叙事策略体现出他的叙事意图。詹姆斯在该篇的叙事旨在戏剧化地再现社会重负下的女性心理问题。     

蒙古族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蒙古族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在作家笔下以不同的内涵反复被描绘被建构,而且在叙事中发挥着推动情节进程、烘托塑造人物形象等重要叙事功能,有时候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灵幻作家们通过“自然”意象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生命、精神以及生存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可能性。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雪有雪源——拽之通体俱动”试论《水浒传》中的雪意象描写

将景物意象的描写贯穿于小说的叙事之中,通过关注意象的转换,把握作品的叙事艺术,是阅读古典小说的手段之一。本文以《水浒传》为背景,从贯穿全文的雪意象入手,揭示了意象描写与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及结构布局的密切联系。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