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安全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利于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政府数据安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以及促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未来的战略技术,在给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个人隐私数据防护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权责关系不明、标准规范缺位、安全审查不当、智能监控不足、技术应用不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须重点从深化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共筑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完善数据管理保障机制、搭建数据综合治理平台、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治理。     

WTO安全例外条款下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的中国方案

WTO安全例外条款基于国家主权原理,赋予了国家在维护“基本安全利益”与“自由贸易”中寻找平衡的机会。目前,国家对该条款的适用需求明显超越预设范围,从国防、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逐渐延伸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因此,面对数据侵权、数据泄露等新型安全挑战,保障跨境数据安全流动的迫切需求,该条款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合理适用为保障国家数据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此,在明确安全例外条款具体适用方式的基础上,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安全观指导,完善安全例外条款解读与援引程序,增强自身跨境数据流动规制能力,从而提高国家对数据安全的差异性保护能力,在高度克制和必要保护间实现数据流动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要求。     

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研究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被害人时代"时,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被害人国家赔偿法立法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应该说,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守夜人",理应肩负起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与义务.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治,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权保障,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评析与反思

近年来,大数据在国家治理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所体现出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认知。大数据既可以以其独特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有效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又使得国家治理面临着数据处理、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一系列技术性、社会性难题和挑战。当前来看,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运用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能力都还相对落后。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形势、新挑战,我国必须牢牢把握住后发优势和独特优势,不断以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完善国家安全刑事立法 巩固国家安全法律基础

目前,我国现行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体制还不适应新形势下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客观需要,尚需进一步完善。为此,我们要从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完善,以巩固国家安全的法律基础。制定系统、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善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体制,提高国家安全刑事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平,注重国家安全刑事立法与相关法律以及国际法的衔接。     

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作逻辑——基于技术治理的解释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逐渐成为国家治理函数中的重要技术变量,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技术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大数据技术通过倒逼、嵌入、赋权和增能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型、组织变革、活力增强和效能提升。同时,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技术治理面临着“数字利维坦”倾向、工具主义泛滥、数据和场景的张力、数据安全隐患和“马太效应”等治理限度。为此,要审慎对待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明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权力边界,彰显国家治理价值理性,破除技术崇拜治理迷思,弥合技术治理本体缺陷,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规避技术治理潜在的风险挑战。     

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的滤罪模式

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即为预防数据犯罪、保障数据安全,以企业为主体、多方参与的合规治理活动,与行政合规、行业合规含义不同。其正当性根据在于,企业合规是责任伦理的要求,与单位犯罪理论不相冲突,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融合。数据犯罪具有法定犯特征,其前置法具有“滤罪”机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数据安全法益保护为核心,在前置性法律法规中居于基本法地位,前置法的认定须坚持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相对独立性。“滤罪”以刑法为底线标准,以行政法规为一般标准,以行业规范为参照标准。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滤罪”包括入罪与出罪两个方面,包含刑事立法、定罪量刑、犯罪预防、刑罚执行等阶段。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滤罪”即案件过滤,涵盖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的滤罪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滤罪内容,以数据安全立法相关规定为基础,合理设置企业及其他组织、个人在数据处理活动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内外部数据安全监管,国家安全和司法执法协助义务,法律需要协调不同主体数据利益的公平分配;二是滤罪体系,明确数据安全分类分级保护的滤罪层次,将制定与实施企业数据合规计划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部门监管...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治理技术路径.大数据智能化对践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助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助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的大数据智能化,面临着技术和人才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嵌入和融合问题.树立战略思维、构建共享体系、建立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有效路径.     

大数据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大数据”近年来可谓炙手可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无限的开发潜能。在大数据这个无硝烟战场上的落后和失守,会引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甚至还会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目前,我国在大数据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付之阙如。为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应构建大数据安全法律保障机制。该保障机制由总则、私法机制、刑法机制、行政法机制和国际法机制等五大部分组成,并遵循数据主权原则、数据保护原则、数据自由原则和数据安全原则等基本原则。     

对我国当前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思考

当前,我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方面,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不时抬头与显露,＂台独＂活动的日益发展与猖獗,海权安全和利益所遭受到的严重威胁与损害,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甚至牵动着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展有效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反对＂台独＂斗争、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安全已经成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发展:进程、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党百年来对捍卫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历经一个逐步生成、深入发展和持续完善的伟大历程。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思想内容，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价值旨归。文章通过溯源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演进历程，彰显了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走正确发展道路、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宝贵经验。推动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事业的现代化，要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助推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定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安全事业的重要贡献。     

贷款犯罪的法律规制

贷款犯罪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它导致和加剧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使金融活动不能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进而引发和加大金融风险.试图通过分析借鉴国外金融犯罪的有关立法,提出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以便有效的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特色

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安全治理问题成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内容,针对国际安全格局提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当代严峻的课题。既需要具体的措施安排,更需要战略性的、总体的指导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目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和格局下中国对安全治理理念的概括,反映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创新思想,对外明确提出中国在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主张,对内引领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总体运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时代特色。     

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整体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加大了发展差距,影响了国家发展大局。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合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网络犯罪立法与法学研究契合的方向

近一二十年来,网络、网络犯罪对于法律规范形成了全新的冲击,需要通过及时的理论研究,对法律体系进行更新。前提是首先把握网络犯罪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当前态势,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其次要明确以规模化为基础的链条化的网络犯罪行为模式成为新常态,在规范发掘和创制技术上充分重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再次应看到网络违法犯罪高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主体聚合化,将网络平台责任作为规范应对的重中之重;最后要落脚于承载公共安全、嵌入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协调的法律保护。网络法律体系转型的关键路径是网络犯罪规范与法学研究高度契合,寻觅网络刑法乃至整个网络法学的新境域。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     

正确理解民族自决原则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对民族自决原则应该作全面的、发展的、科学而准确的理解,一个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是完全相统一的,维护国家主权就是维护民族自决权.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安全条件的预测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在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结日益密切的时代,对于十二五时期经济安全条件的预测能够帮助我们制定合理的转型政策,减轻外生冲击对经济转型的干扰。本文首先通过大量专家文献调查的方法,建立了国家经济安全条件指标体系;其次,对各经济安全条件指标在十二五期间的情况做了预测和分析;同时,对一些无法用定量数据反映的问题做了相应的定性研究,并对定量结果做了适当调整;最后,我们分析了十二五时期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条件的总体安全水平,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安全条件虽然处于不安全区间,但处在持续的改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