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合理认定——以堵截构成要件为标准的分析

非法经营罪是"堵截构成要件"理论和"空白罪状"理论在立法上的同时运用,但也存在不合理扩张以致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刑法修正案(七)>的通过,增加了224条之一,也修改了225条第(三)项,使得非法经营罪所调节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特征更加的明晰,这为限制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不合理扩张提供更为有利的参照标准.理清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理论依据,在消除不必要质疑的同时,亦证明了非法经营罪的堵截构成要件的地位和功能,详细解析该要件中各个要素的含义与特征,就能够明确非法经营罪堵截构成要件的内容和调整对象,从而达到对该罪堵漏条款的合理认定.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与经验总结——以延安时期为中心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结合边区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不同思想文化水平的实际状况,采取一系列有效途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在职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整风运动,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普通群众进行抗战纲领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理论工作者,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解构与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探析——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发展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出场路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脉络的重要体现,也是创新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考.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矛盾观的解构,到恩格斯对唯物矛盾观的深化和发展,再到列宁对唯物矛盾观的明确和系统化,最后到毛泽东对矛盾学说的丰富和矛盾学说体系的建构,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不断向前发展.它的发展透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是以实践为导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式解读的有层次、有结构的循序渐进过程,即在理论来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吸收、借鉴,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解构实践中产生的错误思想;在理论建构上,以实践中的问题为视域,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在理论应用上,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主客观相统一为线索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能有效破解“管得了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了”等治理难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其内在逻辑就是以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为逻辑起点,着力坚持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通过探索人民评判的方式,最终实现人人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治理实践,发现可以通过解决城市治理中堵点痛点难点、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投身城市治理、把提高人民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重要政绩等路径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理解与适用——以《2022野生动物解释》为分析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新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本文解读了相关规定。在“名录+核准”的双重标准下,本文明确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新判断依据,分析了“数量标准到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本文认为基准价值过低会产生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针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本文细化了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内容,为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共同富裕时代空心村有效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以杭州后营村为例

自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来,我国对“三农”工作的推进也迈入了新时期。浙江省杭州市后营村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目标的时代发展要求,在有效整治“空心村”的基础上完成了“羊村—民宿村—未来村庄”三次身份跨越,带领全村走向共富。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后营村展开调查分析,深挖后营村主体、方式、效能“三整合”特色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并为后营村现存的发展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对空心村治理理论做出有利探索,并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时代背景之下,空心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可借鉴的长效经验与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精神生产与交往观为指引,提出人工智能创新文化产品生产模式、改进收入和要素分配、优化交换形态、促进消费升级,内在地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不仅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提高生产质量与生产效益,而且能促进文化可及性传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美好生活。     

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与运行逻辑——以四川雅安为例

协同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领域的发展方向与必然路径。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力量协同政府进行灾害治理逐渐走向理性化,四川雅安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领导、群团实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特征的灾区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和社会资本协同治理的平台运行模式。本文基于对四川雅安灾害治理实践的考察,总结了政府与社会力量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自上而下推动、官僚组织同构、社会组织吸纳与培育、项目制运作的实践过程,并梳理出灾害协同治理"从科层动员到社会动员"、"从总体性控制到技术治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从偶发创新到扩散转化"的多重运行逻辑,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其他地区和领域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平台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超大社区衍生的空间风险与治理逻辑——以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超大社区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空间形态上的生动例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风险挑战的特殊场域。基于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的实地研究发现,多方协作下的“快速城镇化”与“住房产权差异”凸显超大社区空间压缩型风险;权利分化下的“塔西佗陷阱”与“非对称权责”导致超大社区空间博弈型风险;社群分异下的“文化堕距”与“本体性危机”加剧超大社区空间区隔型风险。鉴于此,应当立足治理场景、治理方式与治理价值的新变化,化解超大社区衍生的多重空间风险,促使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成熟定型、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     

律典对传统统治正当性的依附与证成——以《大清律例》为中心的分析

清律律文承载着法传统中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与例文因时制宜地适应司法实践不同,解决司法问题不是律文的唯一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律文还具有某种符号意义.《大清律例》采取的律例合编体例,较好地兼顾了传统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统一.律文从律典传统中承继了圣人治理哲学,道德化的天命来源和弼成教化的立法目的是这种圣人治理哲学在立法领域的表现,清律所包含的大量具文所具有的宣示“秩序的理想”意义进一步表明了圣人治理的立场.从而,依附于政治的律文为政治哲学所指导并从统治权威中获得正当性的同时,又反过来,通过标示社会传统和秩序理想,进一步地宣示了统治权威的正当性.     

低碳技术法律治理机制中的利益表达与程序选择——以低碳技术标准的制订为视角

在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和参与全球低碳竞争的背景下,建构新的低碳技术法律治理机制刻不容缓。以低碳技术标准的制订为视角,由于现行技术标准体系存在着强制性标准过宽、市场化机制不彰、透明度较低以及实效性不强等问题,难以适应低碳技术发展的需求。鉴于此,应当在公民、企业、政府与科学家之间建立起制订低碳标准的利益代表机制,在科技部主持下设立科技咨询委员会,并聚焦于标准制订的程序问题对技术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从而保障低碳技术标准制订过程的民主性及内容的科学性。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形式与逻辑——以天柱县“合约食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是有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溪侗寨合约食堂治理模式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了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体现在采取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融入基层社会自治规范、基层治理体现群体文化认同的引导等方面。而梳理内生动力各要素的逻辑机理,表现在多元主体共治与基层群众自治耦合衔接,共同需求、共担责任、共享利益是治理内生动力源,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具有动态性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产生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基层群众共生性受益群体意识、激发基层群众有效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措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与有效运行。     

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

晚近中国百年,国家治理经历了传统帝国的没落民国时期的变革与承续建国初期的革命与运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等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治理方略下,基层法院建设的实质和形式也大相径庭。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样本,考察基层法院工作定位、司法人员构成、人财物管理等运作实践,以期探索近代以来基层法治的变迁逻辑。晚清至今的基层法院建设,自始至终都应该被纳入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考虑。当下司法改革,不仅需要规范层面的考虑,而且必须有一种动态的、切合社会转型实践的追问,改革设计也应该立足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