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主体性在《围城》英译本中的体现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重要作品。《围城》英译本出版后深受好评,但也遭受到不少批评,多是立足于目标语的角度,而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本文从语言、风格、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围城》英译本中的体现。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的译者主体性

无论是从译者地位，还是从翻译标准，或是从翻译价值观等方面来看，传统译论都束缚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把接受美学的诸多观点引进翻译研究会对译者的主体性起到彰显的作用。从接受关学的角度来分析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就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次实践。     

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究——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从传播学角度讨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个传播要素的影响,包括原作者的创作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     

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这一翻译理念入手，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对比评论《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来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基于语料库的《青铜葵花》副语言翻译研究

以曹文轩代表作《青铜葵花》及汪海岚英译本为语料,并参照英文原创小说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的文本和电影字幕,构建类比加平行的小型综合语料库,从副语言中的动作和神态两个角度分析英译本对主人公青铜的刻画。依次考察高频次搭配动作、高强度搭配动作和“哭”“笑”两种神态的翻译。研究发现,英译本选词简单,语言精炼,充分切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成功重塑了青铜人物形象,但单一依赖纸质媒体使其海外传播度不尽人意。     

翻译主体间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翻译主体间性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过多关注,导致了对作者主体性和读者主体性研究的缺乏。结合翻译主体间性,通过对比分析《论读书》的两个中译本,深入探究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在《论读书》两个中译本产生过程中,影响翻译主体间性的主要因素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译者个人经历和语言能力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期望。     

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论语》英译本既具文学色彩又具现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语言简练但涵义丰富,为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空间。通过分析Waley的译文,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及制约Waley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进行建设性思考。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月亮与六便士》两中译本比较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中西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主体性经常遭到忽视。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出现,译者主体性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拟从语义理解、翻译策略和译本翻译风格三方面比较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以期为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

诗歌的内容本质上是诗歌文本的意义。但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文本具有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断生成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被提了出来。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墓畔哀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在意义不确定的前提下,根据译文和原文的相似度进行评论的角度就有失偏颇。影响译文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译者的主体性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     

基于阐释学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及其限制因素

本文从阐释学角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指出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现状同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指出译者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也受到原著,译者的读者意识,双语能力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译者主体性内外因素于科技翻译之体现——以物理文本为例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但随之产生的科技翻译现象却良莠不齐。物理文本是科技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以物理文本为例,通过分析物理学专业术语及句子的翻译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外因素,包括horizon（眼界）,prejudice（偏见）,knowledge（知识水平）,values（价值体系）,orientation（意图）以及competence（能力）等如何在科技翻译中得到体现,初步验证译者主体性在科技翻译中的可操作性,从而为科技翻译理论添砖加瓦,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翻译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回顾与展望

继Mona Baker在2000年率先提出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文体之后,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针对2000至2014年这十五年间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评析,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做出展望。今后的译者文体研究应根据特定目的建立一个语际对比和语内类比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对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个体译者或群体译者的译者文体予以关注和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论象征性游戏对幼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

幼儿主体性是幼儿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性,其发展是幼儿教育的重要任务。象征性游戏是2—6岁幼儿典型的游戏形式,其对幼儿主体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幼儿主体性发展的内容包括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三方面的发展,幼儿参与象征性游戏活动,有利于促进幼儿的主动性发展,增强幼儿的独立性并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幼教工作者应当提升象征性游戏对幼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认识,重视并鼓励幼儿的象征性游戏活动。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的女性大屠杀叙事

在大屠杀言说和不可言说的争论中,欧芝克创作了影响广泛的大屠杀作品《大披肩》,受到各类读者认可。运用叙事学方法和大屠杀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欧芝克的女性大屠杀叙事特征,分析欧芝克选取的历史原素材,阐释运用的叙事模式实现的完整叙事,解析母亲视角的特殊意义,提出女性人物的大屠杀经历将从性别视角突出女性历史性话语,映射犹太女性遭受的多重迫害,从母亲视角深刻体悟大屠杀对个体以及犹太民族造成的创伤。     

《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使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了研究.使用语料库检索分析软件WordSmith,对两个英译本以及作为对比使用的英语本族语语料库中的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和文本可读性等多方面数据做了统计和对比.同时,还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对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两个译本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特点.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实证性研究具有科学性,因此其研究结果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依据,也可用于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中.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创新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重要论断，而且也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视域。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可能性在于，它从活动场域、政治意蕴、过程策应三个方面切合思想政治教育框架。在此基础上，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一方面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域的前沿性和直观性，另一方面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空间意向和实践具象。从整体而言，人民城市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创新体现在：它在经验层面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主体性导向，并通过人民主体性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体和载体，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思维。就未来而言，人民城市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视域创新将更有针对性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提供思想定位和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