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贵州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心理分析

从经济、社会、制度等多元视角着手,全面透视贵州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态及困境、社会心理特征及倾向,并有针对性地解读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有关制度政策的拟定提供民意依据和决策参考.研究表明,从城市融入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处于“经济融入”而“社会拒斥”的特定阶段,突出表现在人际交往的有限性、社会融入的...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企业农民工与社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参与权力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停滞不前。本文通过对受雇于大型企业的农民工及社区农民工的调研发现,精英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亟待开辟;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水平参差不齐,就地入党、就近入会（工会）的参与问题凸显;农民工从消极隐忍逐渐转向积极维权,政治参与意识萌动。这些转变正是我国城市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积极地构建以组织建设为核心、制度建设为保障、民生建设为根本、文化建设为条件的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政策路径。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一个重要的和谐元素——宏观社会资本视域的透视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指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利用这种新建构的关系网络获取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正是农民工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而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研究框架,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并从组织、制度层面提供了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政策。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偏低,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健康等7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既有自身因素的限制,也有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特别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所以,要以限制排斥、促进融入为农民工政策行动的目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组织整合路径

深入分析农民工具体务工与生活实践，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依托多重组织整合，其组织整合深嵌于产业形态、关系结构、精英连接及有效治理需求，因而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关系基础、人力资本及制度基础。不同于传统主流的“权利—冲突”视角，基于“功能—融合”角度，探讨在多重组织体系下农民工群体与当地村民及基层政府的主体互动样态，揭示农民工内部互助、社会交往扩展及其社区归属感培育的实践机制。从流入地基层治理而言，多重组织体系的形塑成为地方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降低与分散了农民工个体的协调成本，最终实现“以外管外”的治理秩序。     

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互动过程与生产机制

本文将社会排斥理解为结构和行动者互动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探讨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的互动过程和生产机制。基于天津的研究发现，显性的制度不完善和隐性的制度强化形成了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对此，少数农民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谋划，在代内和代际累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能力，成功地突破结构性制约。更多的农民工则将这一结构性制约融入“打工者“”外地人“”临时租客”的自我认同构建与长期的回乡住房规划中，这催生了他们非正规的租赁住房选择和租赁关系中的回避退让策略。制度化的结构性制约与大多数行动者的选择合谋，强化了农民工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制度改革与农民工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双向激励，那么农民工城市住房社会排斥将得到有效干预。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融入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生育意愿,且对于80后和东部地区农民工生育意愿的负向效应更大。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定居意愿增加和男孩偏好下降是城市融入影响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两种路径。以融入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从事实和机制两方面探讨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为客观评估城镇化的生育效应,增加人口预测工作科学性,人口政策动态调整和优化等工作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理论启示。     

从多元到整合：我国家政工职业身份公众认同建构的组织化实践

家政业是我国农村妇女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重要产业。因此，家政工职业身份建构的中观组织实践与农村妇女转移就业后的工作与生活质量高度相关，也是该议题从宏观政策最终体现为微观个体意识的重要落脚点。本文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三类组织化实践路径，分别为企业组织路径、公益组织路径和群团组织路径。三类组织基于各自的立场与目标，分别强调家政工的性别身份、处于“草根”社会结构位置的流动劳动者和传统产业劳动者等多元但彼此独立的职业身份。但为了回应家政群体职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及身份理论机制，宏观维度的政策与制度需要整合不同组织的立场诉求与实践，将多元组织化实践下的家政工多元身份最终整合为统一、稳定的职业化身份，以作为家政产业深化发展、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障碍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融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当前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障碍重重,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随着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的松动和改革,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日益凸显,成为有待政府重视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着重论述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并探析解决的路径。     

新型城镇化中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基于浙江省武义县桐琴镇的调查

随着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小城镇,为镇级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浙江省级中心镇——桐琴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社会融入难、社会服务不完善以及社会管理待加强等问题.桐琴镇党委、政府遵循“善治”理念,探索加强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领导与主导作用,企业和学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作用.通过总结提炼“桐琴经验”,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完善落实流动人口政策保障体系、加强融合性组织和“两新组织”建设等以促进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措施.     

从乡土倚重到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网络,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由于具有高同质性、弱社会互动性和内倾性特征,并不能在社会互动与融入过程中提供创造性的支持,单纯依靠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会造成城市融入的"内卷化"。社会理性兼具实践性与主体间性,并将自我认知、关系协调、社会评估、策略优化等涵括其中。因此建构社会理性导向下的城市社会正式支持网络,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秩序规范与异质性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社会企业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基于BWH组织的个案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种要素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多维度城市融合,由此主张国家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改革以及社区服务建构,推促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机制创新的关注。基于个案的研究,本文试图表明社会企业是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一种可持续的组织模式。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资本支持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呈现出"老去"与"返乡"趋势,"80后"甚至"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异军突起,规模和比例不断增加,其城市融入问题也日益凸显。有关其城市融入的既有研究分化为三类:"积极融入论"、"消极返乡论"与"半城市化论"。时下乡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城市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总体性环境需要其积极融入城市。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三维划分,在对核心概念实施操作化的基础上,阐明了其在他们城市融入中的积极功能,并尝试建构文化资本支持系统的理论模型,以期为今后的经验研究提供借鉴。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