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知识可以改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探究科技争议下的极化态度

文章探讨了生物技术知识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检视不同时代、不同国情背景下的调研数据,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和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作用似乎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这一研究为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传媒视角下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讨论

近年来国外学者已经从传媒视角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影响、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今后,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传媒视角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长时段、大范围地对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中外传媒比较视角的研究以及实证调查与媒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等。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信息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的影响

有效的风险与收益沟通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判断能力。通过梳理转基因风险沟通与收益沟通的机制,构建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内容如何通过感知风险与收益进而影响消费者态度。基于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越信任,抑或对具有积极属性的信息内容越信任,他们的感知风险越小,感知收益越大,进而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越积极;而非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和具有消极属性的信息内容产生的作用恰恰相反。此外,感知风险与收益还受到消费者一般态度、消费者认知的共同影响。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中公众应对行为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

以新冠肺炎为例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同阶段公众应对行为产生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引导策略，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采集疫情期间热点微博及其评论文本，借助Python初步处理数据，利用扎根方法对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中、后期三个阶段，公众行为主要呈现出“风险规避—风险应对与群际行为—前景判断决策”的规律，各阶段的引导侧重点应落在“信息沟通—风险控制与群际协作关系构建—积极前景唤起”。疫情初期，公众接收信息后形成风险认知，采取风险规避行为，引导公众理智规避风险的基础是准确的风险预警和真实信息的高效传递；疫情中期，公众启动风险-群际的双信息处理路径，此时，多元主体紧密协作，科学控制疫情有助于正面引导公众应对行为；疫情后期，公众基于未来展望态度选择对应行为，通过唤起个体未来生活信心可促进其积极行为的发生。     

公众理解科学视角下科学传播主体社会责任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关于转基因报道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文献收集法、典型抽样调查法和最小二乘回归计量模型(OLS)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2003—2014共12年间关于转基因的相关报道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科学新闻的报道受到科学传播主体的影响较大,尤其政府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主导意见十分明显,科学家和媒体形成舆论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职业素质和责任的不明确,导致科学传播未能落到实处,未能将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合适的渠道传播到社会与公众之中,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出现“反转”潮。由此分析科学传播主体未履行责任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各个科学传播主体的协作配合来解决中国科学传播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实现科学传播的顺利进行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

科学技术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是深刻影响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应用,有关其风险问题充满争议,公众与专家的认识分歧愈加明显,信任逐渐取代"理解"成为关键议题。公众对科学知识、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到公众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接纳。在实践上,重建社会信任是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改善中国公众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关系以及公众与科学关系的有效途径。     

转基因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 ——以欧盟经验为例

保障公众理性地参与转基因监管,有助于提升转基因立法、行政决策的质量和实施效果,也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对欧盟和我国等缔约方规定的义务.通过总结欧盟公众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梳理欧盟转基因立法框架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发现,欧盟现有立法赋予公众参与转基因立法、授权和政策决策过程的权利,并为该权利的行使设置了具体的制度.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经验,在转基因立法中增加公众参与条款,确保公众能够获取信息、参与决策和寻求司法救济,从而更好地保障公众参与转基因监管的权利.     

中国网民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基于启发-系统式模型的态度解释

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关乎转基因技术能否健康发展。立足中国网民这一群体，采用启发-系统式模型对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进行解释。结合2017年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启发式路径相比系统式路径对态度有着更强的解释力；两条路径中的对应要素多呈分段式影响，以中立态度为参照，除民族主义具备恒定的态度抑制效果，政治信任仅显著影响网民的反对态度发生率，受教育程度仅显著影响支持态度发生率，非官方信息接触则展现出“双刃剑”效果。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转基因技术的公众认知问题探究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正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了近年来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在科技层面上,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及态度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公众的认知态度也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导引。本文阐述了公众对于转基因认知态度的现状,并分析认知态度背后的原因,探究当下可能的应对办法。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政策与启示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很快。但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能力的差异，致使不同国家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态度大相径庭。态度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公众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接纳态度，延迟了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化进程，并引导着主要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政策部分地来源于三种判断：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指示性的或评价性的价值判断以及纯粹的价值判断。虽然不同国家对GMO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差异较大，但其对GMO技术的研发态度是共同的：政府都在加大对人才、资金和生物资源占有权的投入，并积极组织制定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中国在GMO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某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广告投入、媒体中介与企业价值

企业广告活动可以给企业带来价值,然而广告产生价值的路径并不完全清晰。运用中国2005—2012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可从媒体中介机制视角研究广告投入影响企业价值的路径——媒体关注和媒体态度,并对其效率与使用场景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发现:广告投入可以提高媒体关注、改善媒体态度,进而增大企业价值;媒体关注路径的投入产出效率高于媒体态度路径的效率。同时,当企业产品竞争力较弱时,媒体关注路径的广告活动具有较高价值效应;媒体关注路径的价值效应受行业竞争影响相对较小,媒体态度路径的价值效应在行业竞争激烈时甚至为负。研究表明,依赖媒体关注的广告活动适合于竞争力较弱的产品,而若要将广告投入用于改善媒体态度则需谨慎。     

系统信任、风险感知与转基因水稻公众接受——基于三省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存在区域差异,湖北、重庆分样本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浙江;从影响因素来看,总体上城镇居民转基因水稻接受态度主要是受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对科技系统的信任程度、健康与环境风险感知等因素影响,分样本比较显示浙江城镇居民的态度较之重庆、湖北受到更多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农业科技风险管理中注重粮食安全、培育科学自生系统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