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进入后续扶持阶段,就业已成为搬迁农户最大的民生。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因不同安置点周边市场类型分布不同,搬迁农户就业能力差异较大,梯度效应明显;从微观层面看,影响贵州省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信息素养、人力资本、适应能力、就业认同、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     

农户创业活动的多重功效及其传导机理——重庆例证

本文以农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农户"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在梳理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重庆农户创业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农户创业活动对传统农业改造、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以及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多重功效,并透视农户创业活动对改造传统农业、对发展非农产业、对农村城镇化的传导机理,进而从农户创业培育机制的完善、农户创业活动保障工程的实施、农户创业活动扶持力度的提升三个维度提出促进农户创业广泛参与的政策框架。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农户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表现在固有生计遭到破坏、替代生计尚未成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低水平均衡陷阱等方面。由于难以走出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户无法实现生计安全。因此应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促进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影响农户农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农户的实证

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单位,农户决策行为是诱发农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以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实证模型,运用Logit模型方法对影响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及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及意愿受到家庭核心成员的文化水平、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论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的民生改善功能

民生改善不仅是个体的幸福追求,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期待。然而,"逃离"式的民生改善,突显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除了有着与一般贫困地区的共性之外,文化差异是其面临的特殊问题。他者视角、外来角色的民生改善只能是低效的。在县域经济与高职教育转型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县域高职院校服务民族地区民生改善成为可能。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县域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但距应然的理想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县域高职院校数量少、服务定位不够精准以及毕业生的外向输出三个方面。因此,参与民生改善的相关主体需共同为之努力：政府以差异补偿助推美好生活;高职院校坚持服务县域民生改善的办学定位;企业积极参与高职办学,以实现利益共享;个体努力实现自身与社会民生改善的统一。     

论民生视角下的农民政治认同建设

由于农民的民生需求突出、基层民主的局限和国家民生政策的作用等原因,民生成为当前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受民生因素的影响,农民政治认同表现出强调物质利益、规则意识、公正观念等重要特征,并呈现出鲜明的层次差异性。这些特征既反映了农民的生存压力和国家民生政策的执行偏差,也反映了农民对贯彻落实好民生政策的强烈要求,因此落实国家民生政策就成为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要使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当前主要应该做好限制县乡党政部门的自利性、建立合理的资金拨付机制、消除乡村裙带关系的消极影响三项工作。     

农户金融需求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基于Probit模型和陕西28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陕西省铜川市28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收支情况及农村金融供给市场特征等因素对农户的金融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特征组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差异性显著。论文认为:应鼓励社会资本向农村金融市场转移,充分调动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的积极性;在农村金融供给上,要针对不同特征农户金融需求特点,优化供给资源,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