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原始佛教“因缘”义考察——以四《阿含经》为中心

"因缘"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原始佛教经典四《阿含经》中有对该理论的详细论述。对佛教因缘概念的内涵与发展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因缘"概念来源于对人生现实的观察,同时又最先应用于人生而成为因果报应法则,体现了佛教的一个基本伦理与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原始佛教以十二因缘的链条具体地说明了因缘的内容,揭示了人生的缘起过程,展现了佛教致思的一个基本倾向。     

“双翼结构”视阈下的制度宗教世俗化——以汉化佛教若干现象为中心

通过对观音应验传说、孝道理论与美德故事、佛教淫祀化的考察,论证民间信仰之“双翼结构”同样适用于解释制度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论中韩气学家对佛教的哲学批判——以张载和徐敬德为中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学术的继承和演变而言 ,张载的“气学”思想对比其大约晚 4 0 0年的韩国哲人徐敬德有一定的影响 ,而徐氏的气论思想又成为后来李氏朝鲜时代显赫一时的“退溪学”和“栗谷学”的先声。本文通过对张载和徐敬德两位气学大师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差异的比较研究 ,着重剖析和阐明他们对佛教的哲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从而解读和透视这两个极为相似的哲学事件的文化意义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是发生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两大佛教事件,它们的发生既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物的保护——以浙江为个案的考察

自甲骨、青铜问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种类文化遗址、遗存极其丰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文物保护事业进入起步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文物保护政令条例,文物保护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新中国60多年的文物保护史有极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以浙江省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文物保护事业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     

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

佛教进入中国城市后,对城市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景观的高度和时间节律方面,金刹与灵台比高,金铎与钟鼓竞鸣,改变了中国城市原有的景观特征。这一现象在北魏首都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灵太后胡充华将佛教建筑景观,尤其是将佛塔高度的象征意义完全政治化-佛塔的高度即是权力的高度,因此,洛阳城内最高的永宁寺塔,作为转轮圣王的象征,其供养者非灵太后莫属。其次,无论城里城外,佛塔的高低,都按供养人的政治权力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其三,拥有最高权力的灵太后,其供养所立的佛塔,占据洛阳最具象征性的城内、城南和城东空间。儒家特别看重的洛阳中轴线,更是灵太后精心规划设计的空间,塔刹林立,圣像庄严,完全是一派佛国气象。北魏将首都从盛乐,迁至平城,再迁至洛阳,原本的目的是想由塞外入驻中原,完成汉化,成为中原正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在信仰层面却选择了佛教。究其原因,北魏放弃祭天传统后,统治阶层佞佛,尤其是掌握皇权的后妃佞佛,是汉化道路发生突变的政治推手。北魏从塞外南下中原汉化过程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北魏的亡国而消失,相反却成为隋唐帝国的共同特色。可见,北魏在政教关系方面,也担当...     

广播新闻人物报道的叙事策略——以杭州广播界关于“最美司机吴斌”相关报道为例

新闻竞争加剧使广播人物报道品质保障显得至关重要。以杭州各广播频率关于最美司机吴斌报道为例,分析其得失,可以发现:突发新闻中的人物报道要想保障新闻品质,就必须在叙事策略上立足声音特质,注重题材驾驭、找准现场报道中的叙事角色、运用独具广播特色的叙事方法、选择原生态的叙事语言。将该叙事策略定格成为常态化的新闻生产准则,广播人物报道的品质优化就有了保障。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以“圆”为美——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之一

佛教虽然从因缘聚散方面揭示出事物虚妄不实的本质 ,但同时又肯定 ,事物从现象上看又是不空而有的。这样 ,佛教就从对现实美的否定走向了再否定 ,即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以“圆”为美 ,是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的突出表现之一。佛教认为 ,圆形圆满无缺 ,是现实中最美的图形 ;涅圆满无缺 ,因而称“圆寂”;般若圆通无碍 ,因而称“圆智”;佛法圆活生动 ,故称“法圆”。如果说“净”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道德术语 ,那么“圆”则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美学术语。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全面抗战初期对女学生的爱国宣传和参战动员——以民国期刊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解放的时代使命与爱国主义情绪相互激荡,掀起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潮。其时,有关女学生爱国形象的宣传成为全民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妇女参加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国统区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女子爱国教育流于形式,动员活动未能发挥应有效用而很快陷入低潮。这一情形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区域在女子教育及参战动员上取得的效应形成了直观的比照。     

同体共生 以和为尚——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对宗派、宗教差异的超越意识

本着八宗兼弘、僧信共有的宗门思想,星云大师创建的佛光会现已形成规模宏大的国际格局。本文分析与探讨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对宗派、宗教差异的超越意识:一、依据佛陀四姓出家,同为释氏的主张,星云大师提出佛教各宗派之间应团结包容、互赞互助,唯其如此,佛教才有力量,才有发展前途;二、对于世界各宗教之间,星云大师主张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发挥宗教教人明理、导人向善的价值,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三、融和与和平的理念,与星云大师一生所倡导与践行的人间佛教一切普化、兼容并蓄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是依循契理契机的原则,融合传统佛教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潮的结果。在地球村的时代,同体共生的全球化视野,是顺时应世的和平之道。     

“世界咖啡”汇谈模式应用于卓越班班会的效果研究——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为例

高校班会是师生对班级进行有效管理、指导和进行主题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形式,班会在班级的建设管理以及良好的班风、学风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人才培养要求,在卓越班班会中引入"世界咖啡"汇谈模式,将"世界咖啡"汇谈模式班会和传统模式班会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世界咖啡"汇谈模式应用于卓越班班会的真实效果,为提高高校班会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青年农民工的“闪婚”现象研究——以豫西南M村的个案为例

随着民工潮的逐年增加,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闪婚”作为一种在农民工群体中新兴的婚恋形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以豫西南M村的个案为例,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充分展现农村“闪婚”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转型下农民工流动的特殊性、流动的不稳定性、婚姻挤压以及各种传统观念的角度对“闪婚”的原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最后指出,“闪婚”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降低婚恋成本,但同时也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等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