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政策网络特征及推广路径优化——基于典型试点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试点地区存在相互影响与协同配合的网络关系,其网络特征和演进秩序对优化试点路径直至全面建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梳理试点城市颁布的政策文本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量化分析了15个试点城市联结而成的政策网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以政策工具为媒介所形成的整体网络密度逐渐加强;但网络凝聚力呈现由“弱—强—弱”的演化态势;试点城市的政策执行能力两极分化明显,并形成“核心—边缘”的网络权力结构。对此,尊重制度演进秩序与规律,构建政策网络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政策工具规范性建设,打造政府与市场多层次合作的建制路径,是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点”及“面”推广的必然选择。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分析——基于北上广“三力作用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源流理论构建“政治势能压力-政策网络推力-群众需求引力”三力作用模型，借助多变量交互作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以北京、上海、广州3座超大型城市为案例地，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以期为试点推广提供借鉴经验。结果表明，国家政策、组织领导变动、关联政策、平台搭建、门户网留言、舆情危机六个单因素变量中，国家政策与平台搭建一致性最高；北上广政策供给路径的机制模式不尽相同，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主要推动因素是政治势能的压力作用和群众需求引力作用，上海市是政策网络的推力作用，广州市是政治势能压力作用、政策网络推力作用、群众需求引力作用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政策供给路径组态中广大群众参与度有待提高。未来应重视政策宣传及相关政策间的衔接呼应，提高政策间互补性，使得整个政策系统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在政策试点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量城市禀赋，探索适合于城市特色的政策供给路径组合，推动试点地区政策之窗的高效开启。     

社会系统工程视角下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的特点和要素分析

目前,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特点之一的治理理论逐渐融入卫生和健康事业的发展中。文章基于社会系统工程理论范畴下的综合集成法第一步,以文献收集与分析为具体研究方法,围绕公共卫生治理研究主题,将相关的情报、资料、数据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实践经验分为“政策文件”“理论争鸣”和“治理实践”三类,归纳出公共卫生治理客体综合性和主体协同性、治理全方位和纵向连续性、治理专业性和决策科学性三大特点,并阐明人流、物流、货币流（资金流）、信息流与知识流、技术流五类治理要素的内容与关系,最终提出综合治理与分化治理结合、资源整合与要素协同并重、“平时常态治理”与“战时超常态治理”结合等治理建议。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人本—技术—决策:基于csQCA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多元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模式是解决城市发展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人本—技术—决策理念视角，借助csQCA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确立群众主体地位、关注群众需求、注重群众参与、数据和网络配合、主体互动平台、评估治理风险、输出治理对策7个二级变量。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个案，通过构建影响其数字精细化治理成效的理论模型，探究以“智慧大脑复合联动”为特色模式的数字精细化治理实践。研究结果表明，数网协作主导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智慧治理，其余6个解释变量均不能构成推动地区数字精细化治理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亟需立足于“人本赋源”“技术赋能”“政策赋效”三大维度，更新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策略，开辟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过程追踪——基于政策文件的研究

“一窗受理”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一门”走向“一窗”是简化办事程序的重要举措。当前“一窗受理”仍处于以试点为主的政策试验阶段,研究其创新扩散过程对发现“一窗受理”试验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收集“一窗受理”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以对政策试验的过程追踪为主线,综合运用NLP文本相似度检验、QGIS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条块创新”“学习扩散”“地域分布”3个维度还原“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历程。通过对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比较,揭示了政策试验中官方试点与“民间探索”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检验了各参与主体的工作成效,概括出“省级引领型”“自主探索型”“城市自发型”等三种创新扩散模式,阐发了“一窗受理”政策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导向与城市试验、试点与非试点、上级引领与自主发展、先发与后发、边缘性与临近性”等五组关键关系,总结出非典型竞争、延后影响、学习隔离、后发回避、边缘创新、近域传播等六条“一窗受理”领域的创新扩散规律,并通过总结政策试验的经验教训为后续发展提供启示。     

财税政策助力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

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治理的关键手段,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要积极融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省内过剩产能的转移及创新型开放经济的增长。文章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安徽有关财税政策的现状与不足,探讨了财税政策助力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并从实证的视角,选取2006—2015年安徽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法,论证出财税政策对安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正向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安徽应如何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建议。     

中国医养结合模式治理的基点、焦点和要点

健康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开展新时代医养结合模式治理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具体方略,其基点在于全面廓清独具中国特色的医养结合概念。焦点在于依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供需分析方法,解构当下医养结合服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要点在于顶层政策概念设计与基层试点探索有机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推进新时代中国医养结合模式治理现代化     

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 治理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基本单元的街道人民公社是以原“街居制”为基础，在当时党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下，通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确立起来的。治理方面采用“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单位管理体制，具有“治理主体一元化、治理方式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等特点。反思其治理中的得失利弊，吸取其经验教训，期冀为当下改革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人才安居、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人才安居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人才安居、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选取2010—2017年中国62个人才安居和创新型双试点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双试点城市具有协同作用，助推产业结构整体化和高级化，且先成为创新型城市再成为人才安居城市的产业升级效果更好；(2)政策工具效果表明，保障型政策在中、高力度下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型政策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型政策与产业升级呈边际递减的正向关系；(3)双试点城市对关联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的U型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关注政策间的协同效应，探索建设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城市，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动态调整实施力度，引导创新资源均衡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