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民族地区创新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探析——以广西百色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为例简

少数民族农村是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创新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探索城乡党组织结对共建模式、打造城乡互动的基层人才培养体系和城乡一体的党建要素保障体系基础上,应立足于民族地区实际,继续完善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为民族地区农村的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村落复权、政党拓展与耦合调整

乡村振兴计划中“治理有效”的政治目标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乡政村治”“两委并存”为制度变迁的起点,各地尝试探索基层治理结构的创新形式。通过类型比较的分析方法,探究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变迁的结构-类型学,可以将自然村落层面的村民自治形式创新概括为村落复权,在行政村层面强化党组织政治权威、拓展职能范围概括为政党拓展,在自然村落层面实现自治单元和党建单元双重下沉概括为耦合调整。三种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迁类型各有适用的条件和功能。在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改变单一的制度设想,构建“一元多样”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一元基础,形成更具多样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样态。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百年回望及组织力提升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历经革命时期的艰难探索、建设时期的发展壮大、改革时期的制度完善和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四个阶段,已近百年历史。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把人民至上、为民谋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围绕时代主题和中心任务开展组织建设和农村工作,不断开拓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用,发挥基层组织力,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了“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重大变革。农村基层党组织历经百年发展演变,在组织建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伟大成绩,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乡村基础。当前,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力,对于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征稿启事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立足民族地区以及民族问题研究,关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常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探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老年社会学”“乡村振兴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历史研究”等主要栏目。本刊着重选用问题意识突出、主题鲜明、前瞻性强、资料翔实、论证充分且层次清晰、有自己观点和学术话语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项目进村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善治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再分配的视角

项目进村是推动民族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推手,也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学界关于项目进村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大多关注项目“从公到私”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忽视实践操作中利益分配“由私到公”的乡村价值再造过程。项目进村以来,民族地区项目利益分配逐渐私人化,为遏止利益分配失序和失衡,村庄权威精英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而创新利益再分配规则,“逆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逆向治理以“双层利益再分配结构”为内在逻辑,依赖利益再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协调作用,最终促进民族地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从而推动乡村善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优化研究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地域、治理维度、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文章通过分析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指出,由于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在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健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创新。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

协商民主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弥合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导向价值、运作过程和实践效能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内源动力和优选方案。典型实践中的乡村协商治理创新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从议程触发、资源整合和动力维持等方面建立了强化机制。通过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与多元选择主体内生需求的持续满足,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发展与多种参与力量内在优势的持续积聚,以及协商治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多主体理性协商意识的持续强化,促进了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创新。面向未来,协商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促进民主和治理的互嵌共融,厚植协商民主的文化土壤,以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治理,接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优化路径研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产业都在不断进行着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深层次助力了农村的数字经济发展、网络文化丰富、治理体系创新、生态智慧保护,以及信息服务城乡一体,以上都是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一部分。以乡村治理为例,在传统治理方式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数字技术可以突破这些瓶颈,推动乡村治理发展。同样,在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许多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要实现乡村善治,就要探索出我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发展的优化路径。     

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高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系统观念与机制创新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领域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系统观念是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运用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三不腐”,是高校应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目前,高校在一体推进“三不腐”过程中,在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协同联动和“全周期管理”,把握好“三不腐”的内在联系,运用好实践载体,发挥好综合效应,以更有力地把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引向深入,为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保障。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