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以草明《延安人》为中心的考察

主要聚焦草明的情感实践与创作转型,以194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延安人》为切入口分析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交互影响。《讲话》发表后,一系列情感实践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的情感转向,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转变也影响了革命文艺的生产与建构。草明延安时期的创作及其转型具有典范性。在宏观层面,作家的情感实践促进革命文艺生产的同时,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也在滋润着创作者的情感认同。创作者投身革命文艺生产的场域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知识分子的情感实践与革命文艺生产的双向反哺、相互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变革的一条有效的内在路径。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鲁艺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以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1938年4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延安成立第一所革命文艺院校——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抗战,培养抗战文艺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创作、表演具有爱国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的大量文艺作品,并孕育了“鲁艺精神”。鲁艺精神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以艰苦奋斗为风向的优良作风,是文艺人才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和实质是对文艺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在筑牢新时代大学生信仰之基、提振奋斗精神和提高艺术创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严峻复杂,高等院校尤其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受学科特点、艺术类招考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鲁艺精神融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用鲁艺精神引导人、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切实把鲁艺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创作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让鲁艺精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时代光芒。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延安“鲁艺”音乐的“红色经典”价值

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论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趣味——以人物形象和创作主体为视角的考察

在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审美趣味因涉嫌小资情调而受到主流政治话语的排斥,无法得到充分的彰显。然而,审美趣味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和作家主体双重的抑制,审美趣味仍在小说创作中留下了可待考察的痕迹。解放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以及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就隐含了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从审美趣味的角度,深入解读其时的小说创作,可以更好的理解人物形象的内涵和作家的创作活动。     

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简

延安“鲁艺”时期,音乐家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多方制约和影响。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社会精神需求。具有创造性、集体性、主动性的特征;传播关系集中,具有接力性、透明性、规模性的特征;流行范围广泛。具有社会基础深厚、听众群体广泛、创作队伍专业的特征。     

情感·创作冲动·艺术构思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时,必然要碰到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以前的文艺理论,对情感往往重视不够。十年内乱期间更是走向极点,谈“情”色变。情感成了文学的禁区,谁要越雷池一步,立即会飞来“唯情说”、“人性论”等大帽子,殊不知“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①近年来,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情感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研究的着重点,大多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情感,而对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情感涉及较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情感与创作冲动、艺术构思的关系等,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文学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郭沫若前期文艺职能观浅探

“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把艺术美的核心归结为主观情感,把艺术美的创作过程看作是主体情感的巨大艺术冲动和灵感境界不由自主的直觉表现,那么文艺的社会职能或曰目的是什么呢,亦即文学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怎样的呢? 当“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传统的束缚之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已不再为中国现     

延安鲁艺教育方针的沿革及对当代艺术教育的启示

延安时期鲁艺的教育方针在不同阶段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这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延安时期鲁艺教育方针变革情况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初创期”、“‘关门提高’期”和“整风以后的调整期”.对延安鲁艺教育方针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在艺术教育中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尤为关键,鲁艺教育方针出现的“关门提高期”正是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鲁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时期的艺术教育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艺术教育方针的变革值得反思,对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演大戏”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是,戏剧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是在抵御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围剿下创立起来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文艺如何为艰苦卓绝的战争服务,如何为建构中共新的意识     

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大众文学这两种文艺类型是193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文艺政策的产物,他们分别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又不免存在相互涵盖的因素,这与30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形势有关,同时也是检验双方各自理论阐释的难题。民族主义文艺诉诸民族主义的背后难掩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左翼文艺坚持阶级的立场,却难免否定了民族情感的正当性。在创作上,双方也共享了新兴文学的某些共同性。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价值及意义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延安文艺”是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文艺”奠定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新方向”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后，却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和尴尬，“延安文艺”成为了一种逐渐被淡化、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延安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同一

延安文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将延安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实现其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三重身份同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始终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作为服务对象,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参加实际斗争,转变思想,获取源泉,完成了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转变。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延安知识分子从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接受习惯出发,创作出反映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新形象的作品。作为传播主体,延安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推进延安文艺的传播与接受,在传播的同时实现与受众的互动,最终实现团结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     

暴露与歌颂——延安鲁艺文人创作理论与实践的演变

延安鲁艺文人在文艺整风前延安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于文学创作中的"暴露与歌颂"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文学创作思想问题及知识分子话语权问题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在文艺整风前后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文学创作的灵魂：理智与情感——解读朱光潜《谈文学》

文字的艺术是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根本。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在《谈文学》一书中传达了一种更高境界的文艺理念：思想情感于文艺鉴赏与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他对文学创作的独特理解和理性认识体现在创作者和鉴赏者在思想情感上的锤炼。思想的深度与情感上的广度决定了文艺作品的力度和鉴赏者的共鸣度。思想情感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文学创作的诸多层面和阶段,如创作理念、风格、意境和翻译等。     

唐诗“心”字探索

唐诗“心”字探索［越］阮氏碧海文兵译彭庆山校补中国，因诗歌艺术的卓著成就而被誉为＂诗国＂。中国人视诗为文艺之＂巅＂。这和中国人历来重视心灵世界直接相关。这种心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特别重视以诗人自身的内心感触、体验为对象，即以＂抒情＂为主的审美倾向...     

毛泽东论创作主体初探

本文从毛泽东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论述入手，探讨了毛泽东对创作主体的重视．文章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是一些人简单归纳的“机械的直观的反映论”，它不但没有淡漠创作主体，而且充分肯定了文艺创作中主体的能动作用。     

走向边缘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作为个体逐渐受到了重视,个体的人在觉醒中被确立。由于女作家远比于男作家的敏感性,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率先走向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逐渐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发现,对女性的生命形态的描述。在一些创作中,由于过分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个人化意识,而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束缚”,走向了一种超性别意识的边缘化写作中。他们的这些个人化写作无外乎只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种消解与对抗,并非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多元化的、关注社会与人类的、突出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创作格局。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