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     

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义理研究

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以理学思想阐述了数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建立起了一套以九九之数解释宇宙万物的模式，开出演范一派，是宋代象数学的一大发展。《洪范皇极内外篇》是理学对方术的渗透，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互构建。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刘向《说苑》研究综论

刘向《说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十分重要,因此整理研析历代文献对《说苑》的评价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正是由此对历代史志及目录、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专著与单篇等进行了疏理与综合.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刘向《世说》考论

刘向《世说》见于《汉志》著录。总结历代学者对该书的探讨,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在辨析诸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世说》非《说苑》之另一题名;《汉书》刘向传中的《世颂》、《隋志》著录的刘向《世本》,与《世说》亦无直接关系;《世说》撰著于汉成帝时,在题材、体例等方面,与《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三书相似,属于一部历史故事集。《世说》佚文今存两条。     

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角色规范

据刘向《列女传》可知汉代婚姻女性在夫家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为人妻的贞顺、为人母的才德和对公婆的孝敬。刘向明确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使命与责任,提出了贞、才、德、孝的角色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庭和谐、子女成长和社会稳定。但他男尊女卑的主导思想,过分强调了女性单方面的责任和规范,给后世婚姻中的女性套上了一道残酷的思想枷锁。     

日本馆藏刘向《说苑》版本及流布情况

刘向《说苑》早在飞鸟奈良时代就传入日本,作为贵族学习、日讲经筵的重要书籍之一,至今已有近1400历史。日本馆藏刘向《说苑》的《群书治要》中的版本、《历代故事》中的版本是中国国内没有的,明刻楚府本、永乐丙申本、何本、程本等为国内善本,还有日本人关嘉《说苑纂注》、桃源藏《说苑考》等专书研究著述,这些材料一方面使得《说苑》珍贵版本得以保存,另一方面有益于补充了中国国内刘向《说苑》研究。     

《素问》五行学说发微

<素问>充分发挥五行的功能性并把它抽象化,把五行的"动"作为基本性质而发挥到生命论中.在<素问>的五行学说中,五行与五脏各自的相对独立性相合,而其整体理念则是一体论的,生命的统一体是各个功能系统的融合.功能性、动态性和多元一体性构成了<素问>五行学说的观念基础.     

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文本体例

从文本体例的视角,审视《列女传》,则其特征主要有三:撰写准则的一统与多元,主题先行的材料组织形式,和谐统一的语言文字措辞。由此也更加确立了刘向为《列女传》编撰者的身份。《列女传》主要的价值与贡献,表现在史学方面,使传体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体现在文学领域,则是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表现手法等方面颇具艺术成就的同时,予后世文学以影响。另外,《列女传》的文本体例还开创了我国古代女训类著述的先河。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远游》五行思想探析

《远游》作为一篇独具特色的楚辞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五行思想。诗人远游的路线为中、东、西、南、北,这种仙游的路线是明确的五方的观念。五方思想从殷商时期就已产生,而四方巡游从尧舜禹时代业已作为施政模式,并非战国以后神仙家和五行合流之后的产物。虽然《远游》中的四方之帝神和五行说中的五帝、四神几乎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言其乃秦以后的作品。     

论刘向《新序》中的人文思想

《新序》是汉代刘向编撰的一本文集 ,其中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作者认识到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力量 ;认识到忠信礼义等道德观念和行为对人性的塑造和提升 ;意识到人伦关系和人性完善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向的人文思想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 ,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辨析——以《中庸》、《五行》篇为中心

郭店楚简中有大量儒家简,其中的"仁内义外"之说引起了理解分歧.本文结合<中庸>及郭店<五行>篇的相关内容,阐述了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的独特内涵与哲学意义,认为仁义从根源上说是天命于人的内在本性,为人性之内涵与本质;但从人伦的角度讲,仁义则是"教"之内容,是表现于外的道德行为与规范.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从《汉书&#183;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

从《汉书·五行志》所保存的资料看,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董仲舒、刘向等人不同。刘歆常引《左传》解说灾异,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君,同时表现出重科学的倾向。刘歆喜好并精通《左传》,依附并感恩于外戚王莽,以及其执著于学术的性情等,使得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