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全面抗战时期边疆社会教育问题研究——以《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受列强渗透、侵略、环逼,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国民政府组建了边疆教育委员会作为边疆教育的专门咨询和建议机构,为边疆社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及措施。该委员会各成员在实地考察调研或总结自身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边疆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应措施。这对创设和发展边疆社会教育,推动边疆社会教育的产生、转变民众教育观念、开通民智民气等产生了积极意义。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以拉策尔、寇松为例

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对近现代中国的对外决策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现有的知识范式。作为德国和英国边疆理论的代表人物,拉策尔的"边疆有机体"学说和寇松的"科学边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对外关系与边疆战略,形成深远的国际性影响,对当代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比较与反思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成立于1922年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它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其成果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仍有很高的"引用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该学会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1930年初,学会开始吸纳中国学者加入,开启学会本土化进程。40年代中国学者成为学会学术研究及组织机构中的主力,展示了学会本土化发展趋势。     

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教育中语言问题的讨论及实施——以甘宁青三省为例

国民政府时期,国语的统一成为边疆教育的目标之一。为实现国语的统一,边疆学者提出在边疆教育中完全推行国语、兼用国语与少数族群语言,以及把语言与文字区别对待等三种方案。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边疆教育中,推行以国语为主体兼用少数族群语言的语言政策。但通过考察国民政府时期边疆语言政策在甘宁青的实施后发现,这一语言政策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如双语教材不适合边疆需要、双语师资缺乏、生源不足以及地方实力派干预等问题。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边疆政治学境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研究——以广西为例

边疆政治学主要是从边疆区域入手研究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研究周边国家关系与跨界民族问题。边疆地区社会整合作为中国社会整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边疆地区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相处的社会的过程及结果。边疆地区社会存在突出问题和诸种困难。边疆地区的社会整合方略包括：意识形态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导向性工具;利益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基础;制度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起点;组织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根本保障;处理好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外在保证。     

中国当代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势能”构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现的高强度“政治势能”给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推进以强烈的影响,从而昭示边疆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关注边疆的“政治势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关注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关注力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目标追求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一元化政治势能是因领导体制变化而形成的势能,机制性政治势能是因机制运作效能提升而形成的势能。大体上讲,关注性政治势能和价值性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而机制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执行,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因此,“政治势能”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程,并对边疆治理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政治势能”的构造成为边疆的一种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是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的“治理密码”。     

慕寿祺与西北边疆问题研究——以《甘宁青史略》为中心的考察

慕寿祺先生作为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名士,有感于20世纪上半期西北边疆危机的加深,"激于时,论发愤"而著《甘宁青史略》,藉以留心西北者参考。他在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在甘宁青地区的侵略活动,并提出通过改良边疆政治、开展移民垦殖、发展边疆教育和重视边疆民族问题等主张来应对边疆危机。此外,他又将其对西北边疆危机的认识和思考付诸实践,以甘肃临时省议会副议长的身份驳斥地方当政者出卖利权与帝国主义签订借款草约,维护了国家主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历史数据库建设——以近代西南边疆游记数据库为例

地理信息系统是创建具有空间属性的历史数据库的有效途径。近代西南边疆游记资料是近代西南边疆史地、民族学、藏学、生物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源宝库,具有较好的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和属性特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构建游记数据库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本文在文献性质和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近代西南边疆游记数据库构架,将建设成为一个集游记资料的整合与管理、数据分析与专题地图制作、可视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库平台,以期为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云南民族经济为例

民族经济学是围绕民族因素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来研究各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变化与经济关系。民族经济的二重性和多样性特征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当前民族经济学应迫切探讨的问题是 :改造社会的基层结构、改造农村经济结构、建立民族经济发展的试点、寻找发展民族经济的实际操作程序等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

古代中原士大夫、文人墨客往往基于“中原中心”思维定势,通过诗词等文学作品对西域、辽东等边疆地域进行丰富的想象和勾画。这种想象力被运用到西域,结果产生了“天山意象”,即西域被想象成异质的、荒蛮的乃至动荡的空间。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以边疆地带为边疆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而非仅仅从中原的视角俯视边疆,才能将边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进而勾勒出一副包括边疆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历史画卷。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