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巴州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研究

以凉山州会东县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入新疆巴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彝族务工人员的“获得感”的 来源，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个人能力提升以及所处社会情境改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群体的“获得感”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提 出了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提升路径，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彝族农民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也有利于推动凉山彝族地区脱贫攻坚及 乡村振兴工作，助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产生机理、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获得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衡量老年群体生活福祉提供"中国概念"。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的产生是客观获得与主观评价合力作用的结果,精准化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的实际获得是养老获得感产生的客观基础,通过公平认知与多重比较叠加对实际获得产生满意的主观评价是养老获得感产生的主观基础,而遵循的逻辑进路为,"基本权利要求的获得产生逻辑""实现多维度发展的需求满足逻辑",以及"基于获得利益比较的主观评价逻辑"。中国为有效提升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应通过革新养老理念、发展科技驱动的智慧化养老模式、优化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保障从"福利"到"权利"、从"供需错位"到"精准供给"、从"隐形失衡"到"适度平衡"的三大转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保者获得感的影响——基于CSS2019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获得感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人们衡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效果的重要标准。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截面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参保者获得感的影响进行准实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参保者的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社会获得感，以此三个维度衡量的参保者整体获得感也有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类别的参保者的获得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女性参保者比男性参保者的获得感低，年龄越大的参保者获得感越低，学历越高的参保者的政治获得感越强，城市户口参保者比农村户口参保者的获得感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参保者的获得感更高。为了进一步提升参保者的获得感，建议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待遇以进一步提升参保者的经济获得感，改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参保者的政治获得感，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以进一步提升参保者的社会获得感。     

“三治融合”下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困境、动因及路径选择

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受益者、评判者。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体性作用、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是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地区善治的最终目标。当前,在提升农民获得感过程中存在乡村自治主体缺失、组织涣散、文化衰落以及合作迟缓等难题,直接阻碍了“三治融合”的推进以及农民获得感的提升。究其动因,在于城乡差距拉大、基层组织权力过于集中、文化产业支撑力缺乏及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等。对此,需要通过培养治理主体内心认同感、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及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等政策来提升农民获得感。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居民获得感提升对策研究 ——基于四大地区2459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五大战略之间存在密切逻辑关系,五大战略对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有重要作用.利用排序选择模型对来自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地区的2459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进行回归,考查五大振兴战略对农村居民获得感的作用效应,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分别从年龄和地区两个角度对获得感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产业振兴战略对提升居民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振兴战略对提升中年居民获得感有抑制作用,但对东北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存在促进作用,文化振兴战略与生态振兴战略能显著提升居民获得感,组织振兴战略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与获得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要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重视村民教育、美化乡村环境、巩固基层建设促进乡村振兴,进而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     

乡村振兴背景下宁夏农户金融素养对其经济获得感影响研究

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基于宁夏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就金融素养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经济获得感,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各个维度的经济获得感。通过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家庭消费和使用移动支付是金融素养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的主要原因。该研究结果为全面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提供了有益借鉴,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有效满足农户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户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黑龙江省调研微观截面数据,在制度保障功能层面,运用PSM方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对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保障功能可以在居住需求、养老需求、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积累的需求方面提升农民的主观获得感;对“社会公平感知需求”及“未来生活预期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对“农民自主返乡需求”因素有正向影响,提升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但对“农民风险分担需求”因素的影响为负,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安全感。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内涵与功能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与提升。制度改革要让农村宅基地从弱化的保障功能中“脱嵌”,实现向财产性功能的让渡,同时要注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尝试开放使用权货币化的方式,提升宅基地的资产价值,通过改革助力农民主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     

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测度及影响机制——基于长三角41个设区市调查数据的多水平分析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加快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基于期望—确认模型和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整合框架，构建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测度指标体系，分别从个体和群体水平探析了获得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长三角41个设区市2 844份有效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获得感包含公共服务客观获得、期望满足感和心理拥有感三个二级指标；市民化努力、权利意识、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公共部门回应以及公共服务自主选择对个体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并受到劳动力来源地和市民化发展时期等时空特征的约束；依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结果，构成长三角城市高群体获得感的9种资源要素组合可归纳为政府独立供给、政府主导供给以及外部供给三种模式。     

消费视角下城乡居民获得感研究

从获得感的主体、客体、途径、规则和感受5个方面界定了获得感,并把获得感分为绝对获得感和相对获得感.从理论上分析了消费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并从私人消费、集体消费的角度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变化及其对获得感的影响.根据五次CSS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居民获得感的变化,提出了提升居民获得感的政策建议:加强供给侧改革,加大对消费市场的研究,创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与实证

基于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为实现乡村振兴规划目标提供了价值导向、标准体系和社会动能。构建由决策部署、过程推进、目标实现和社会满意等 4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43项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广东省 21个地级以上市政府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结果表明： 2020年全省乡村振兴绩效指数为 80，13，主观评价(74，07)低于客观评价(81，29)，地市之间绩效表现反差明显，各分项目标的实现程度不一，经济发展程度对绩效指数影响具有多样性等。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应以追求农民满意度及获得感最大化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立足实际优化实施方案，久久为功补足民生短板，强化激励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述评

“获得感”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目标、质量评价指标， “不断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已成为教学 实践的着力点和教学研究的聚焦点。当前学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生成、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 方面。总的来说，研究广度持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深化，但仍存在内涵尚不明确、相近概念未做辨析、研究主体失衡、缺乏足够 的调查研究等问题。今后应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关注思政课教师的获得感，加强实证研究，以丰富和完善相关研究体系。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是迈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也是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大势所需。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出了制度之维、权义之维与秩序之维三个维度的制度要求与基本任务。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面对权利失语、数字失能、秩序失灵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力的界限范围、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从话语掌控、数字优化、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路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研究以获得感的生成实现为价值旨归。着眼实现路径,提高教育供给吸引力、增加参与路径渠道,在强化大学生主体参与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增强教师对大学生现状特点的把握力,提供适应学生需求的教育供给,强化各方教育供给的有机协同,在促进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制定服务学生成长发展的评价目标,构建有效适用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在完善大学生评价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