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明清时期当地重要的祭祀仪轨和文化象征,洛阳关林的兴修和祭祀活动具有典型的意义.黎民百姓、藩王、客商、地方士绅、文武官吏于不同时期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信众主体与组织方式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活动与公共权威的演变,特别是地方官绅对关林祀事的态度转变浓缩了明清洛阳社会变迁的诸多信息.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清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与诗歌创作——以浙派为例

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清代浙派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细节.浙派诗人对经济话题的书写呈现出"日常化"的态势,他们将贫困这一主题渗透在衣、食、住、行等日常化的细节吟咏中,如对寒碜的衣着、上涨的米价、破败的住房、友人的赠物等方面的描写.直面经济的困顿时,诗人们流露出"多层次"的心态,包含了自怜、自嘲、自责等微妙而煎熬的情绪体认,从而在诗中出现了宣泄、谐谑、哀叹等多重的心灵抒发方式.康乾时期文祸不断的时代背景导致浙地士人噤若寒蝉,令心性孤清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个人世界的自我关注.士商互动的馆客生活带来的贫富悬殊的落差,令善于自我关注的浙派诗人更加趋向于关注自身经济的贫弱.大量述贫诗的创作,是浙派诗人表达生命痛感的精神化体验.     

试论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与交游空间——以邵雍为中心

描写帝都文化是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帝都文化以其标志性和典型性吸引着文人的注意,文人也通过自己的笔触叙述着一个王朝文化的脉动。对于以帝都文化为主题的文学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古代都市文化的开发与当代都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以"峭冷"诗人姚合为例

苦吟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是一种突出的社会风气.在众多的苦吟诗人中,姚合虽以"苦吟"创作诗歌,风格却"清新"、"平淡",这不能不说是中唐苦吟诗人中的"新变".本文试以姚合为例,对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文学发展过程中共性与个性间的传承与嬗变.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匾额的文化功能研究——以洛阳匾额为例

洛阳匾额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文化功能十分强大。不论是在褒奖古今楷模、引领社会风气、教育广大民众方面,还是在倡导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尊老敬贤、修身养性、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独特作用。认真总结和深入探讨洛阳匾额的文化功能,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能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

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以陈君赏墓志铭为例来探讨藩镇割据与藩镇联姻问题,可以看出联姻本质上不是藩镇联盟的终极目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联姻在特定的军事基础之上和历史背景下,对促进藩镇内部和藩镇之间的某种连衡、或者说联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反映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政局关系的晴雨表。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元轻"之再检讨——以元稹、白居易诗歌题材为中心进行考察

自苏轼将元稹诗歌风格概括为“元轻”后,“元轻”便成为元稹诗歌风貌的定评。关于“元轻”的内在意蕴及其影响,后世解读者纷纷作解,各执一词,不过贬之者甚众。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缘于解读者对“元轻”内在意蕴的“误读”,以及偏执一端的诗学视野。若仔细推究与辨绎,“元轻”的内在意蕴却有诸多被遮蔽之处,亟待挟发与敞亮。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的递变——以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与消解为中心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名篇与选本——以元和十大诗人被选诗为中心的定量分析

对古今有代表性的46种唐诗选本所选元和十大诗人诗作予以统计,厘定入选10次以上的91首诗作为名篇,用定量分析等方法进行考察,可得出以下结论:就具体诗人名篇占有量而言,刘禹锡名列榜首,其下依次为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李贺、张籍、王建、贾岛、元稹、孟郊;就名篇所用诗体而言,七绝占绝对优势,其下依次为七古、七律、五古、五律等.名篇的形成,盖由诗歌表现力、感染力、篇幅、韵味和独特本事、名家推赏、重要选本选录等内外因素共同促成,而与诗人之成就、地位倒未必尽属正比例关系.此外,名篇对诗人来说也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促进诗人声名之传播,也会对诗人整体诗歌的传受形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