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旗幡——新时期宗教文学现象浅析

新时期宗教文学从宗教的精神拯救性质出发,试图为我们揭示一个神性的意义世界。文章以北村、张承志、史铁生为代表,分析宗教文学现象和它的超越、救赎的特点以及神性维度和人本主义精神。宗教写作企图返回人类心灵的原始状态,用信仰填充生存虚无的梦境,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精神拯救的无极之路。     

论《等待野蛮人》中的宗教无意识

《等待野蛮人》通篇浸润着宗教的无意识 ,拷问、受难、洗礼、忏悔等宗教名词贯穿始终 ,库切仿佛在叙述一个新时代的“宗教神话”。深刻的寓意、模糊的背景、简洁的语言 ,这一切都类似于《圣经》的叙述方式 ,并且所体现的对人类的道德关怀和对理性的无情批判 ,处处渗透着宗教的无意识。这是一本关于思考人性的宗教神话的寓言。本文试图从中找出《圣经》中宗教无意识对于作品主题和叙述方式的影响 ,探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等待野蛮人》所体现的深刻寓意 ,及其对于探讨人性的意义。     

宗教类别论

在宗教研究中,关于宗教分类有多种说法,如：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说、原生宗教和次生宗教说、传统宗教和历史宗教说、预示宗教和神秘宗教说、秩序宗教和救赎宗教说、教会宗教和大众宗教说、古典宗教和现代宗教说以及氏族宗教、民族宗教、国家宗教、世界宗教、政治宗教、文化宗教等等。这些分法有的强调时段性,有的强调特点和性质,但都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各有利弊。宗教的概念应该重新界定。鉴于宗教涵盖面包括神性和俗性并各有侧重,我们提出把宗教分为宗教和准宗教两种     

试析宗教伦理中“爱”的范畴

一切普世性的宗教,都把“爱”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本文力图通过对儒家、基督教和佛教的爱的范畴的分析,揭示出宗教之爱的深层意义,并联系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试图将宗教之爱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爱进行贯通,建立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现代之爱。     

宗教爱的世俗化与世俗爱的宗教化--《坎特伯雷故事集》与《红字》比较研究

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与世俗之间孰去孰从的两难抉择一直是困扰着西方作家的一个难题.本文通过对乔叟和霍桑作品的分析,揭示二者在宗教和世俗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对这一难题的共同答案宗教爱的世俗化与世俗爱的宗教化,而这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孤独及其宗教消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受到孤独的煎熬，故在创作中反映了人生的孤独痛苦，创作了一系列完善的具有基督教博爱精神“神人”形象来寄托自己 的理想，消解自己的孤独。     

孙悟空形象的宗教文化意蕴

《西游记》是一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长篇巨著。作品主人公之一的孙悟空,其身上反映出浓厚的宗教意识。一、从孙悟空的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佛教教义"法识"观,孙悟空身上反映出来的佛教思想。二、孙悟空皈依是不彻底的,在其身上还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与佛教思想相背的,却与明代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相统一。孙悟空的形象体现了人、动物、神魔、宗教四个特点的结合,他是一个宗教的战斗英雄形象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 ——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解读《荆棘鸟》中复杂的宗教思想

文章以《荆棘鸟》中拉尔夫神父为例，揭示宗教的复杂影响，以及人们对宗教的复杂情感，旨在探讨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从人性和神性的角度来分析拉尔夫的性格，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一个人，虽然真心希望做上帝忠诚的仆人，但由于人本性的弱点，往往做不到。     

宗教神秘与世俗神秘——当代中西生态小说自然神性书写探论

中西生态小说对自然神性进行歌颂与重蹈的不计其数.鉴于中西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性,西方作者与生俱有的民族宗教情怀,往往赋予自然神性以宗教虔诚与批判思辨性,其自然神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宗教神秘叙事进行比较清晰的、明确的宗教反思,以宗教层面的反思,深度思考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宗教进行人的自然伦理乃至道德伦理的驯化与自我规约.相比之下,中国生态小说的自然神性书写更为复杂.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将少数民族独特宗教意识与生态自然意识交织阐述,从而成为叙事焦点和特征性标识.同时,在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文化浸濡下,巫觋、鬼神等神秘叙事大量充斥文本,自然神性常常被世俗化、功利化,直接从精神形而上层面下滑到民间世俗生活层面.不论宗教神秘还是世俗神秘,自然神性书写在中西生态文本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往往被赋予审美和文化意义,促进审美纬度的扩展,加大对自然的敬畏感,辅助生态文本主题意义的完成.     

休谟的“真正宗教”之意——基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分析

虽然英国哲学家休谟常被标签为“经验主义”或“怀疑论”,但其对“宗教”的思考,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来看,却也有别具哲学意涵的论述.在形式上,休谟从逻辑分析和经验论的方式来反驳“自然宗教”论;在内容上,休谟认为:“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即是从“宗教社会化”或“宗教道德化”的视角肯定“宗教”的意义.本文的写作目的即以《自然宗教对话录》重构休谟的宗教思想,厘清其所说“真正宗教”的意义,最后尝试从当代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终极关怀”来检视休谟的宗教思想之哲学意涵.     

齐美尔论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读《现代人与宗教》

齐美尔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社会学、宗教学、哲学、美学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文章以齐美尔的<现代人与宗教>为解读文本,指出他在对传统宗教观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从社会关系对宗教成因进行分析的可能性.认为宗教不在社会的彼岸,而存在于社会的关系之中,宗教是社会关系的超越形式.     

论华兹华斯自然诗歌中自然与宗教的关系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自然诗歌体现了自然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华兹华斯认为自然、人的自我本质和神性三者是相通的.自然既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一种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慰籍和力量;它不仅具有神性的光辉,而且是万物伟大的原动力.这种神性和力量是通过某一个神圣的时刻感悟出来.     

《选民》中的犹太文化母题探究

从“父与子”、“受难”以及“宗教”三个层面对美国当代著名犹太裔作家哈依姆·波托克代表作《选民》中的犹太文化母题进行了探究。“父与子”母题主要体现在父子两代人对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冲突性态度上;“受难”母题源于对上帝会派使者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于苦难说法的笃信,但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对于犹太人经历的诸如大屠杀等种种磨难,“受难”一说也遭到了质疑甚至颠覆;作为高度宗教化的民族,犹太民族奉《圣经》为圭臬,坚信本民族是与上帝“契约”中的选民,甚至将这一信念贯穿到日常生活中。《选民》中犹太文化母题的探究拓宽并加深了对小说的解读,同时为如何应对异质文化提供了借鏊。     

浅析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

世界宗教的发展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伴随着人类数千年的宗教,在进入21世纪的新情境后,它将向何处发展呢?主要有六种可能的趋势:即总体上平稳发展,两相背走向——世俗化和原教旨主义,多元化,宗教问冲突和对话增加,宗教加紧和科学的“对话”,多信仰“混合”。     

忧患意识与宗教精神——中西文化精神的一个比较考察

忧患意识与宗教精神构成中西文化传统的道德基础。忧患意识包含忧国忧民、仁爱道义精神 ,宗教精神主要指基督教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拯救与博爱精神。二者在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个体自觉承担淑人拯世之责任方面 ,有相似相通之处 ,但也有宗教与非宗教的差别。忧患意识与宗教精神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将有助于世界新型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文精神

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心理需要,一种了解、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形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宗教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终极关怀".从这一角度来探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所隐含的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则是一种不一不二的关系.     

浅析《古舟子咏》中的宗教内涵

《古舟子咏》是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从表现手法看,诗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从思想寓意看,诗中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内涵.文章试从基督教思想、人物形象和象征隐喻三方面解读《古舟子咏》一诗中的宗教内涵,从而更好地理解全诗.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