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的测算及启示

基于投入产出法,以二氧化硫作为污染的代表性指标,测算2004—2010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直接污染排放系数、完全污染排放系数及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利用结构分解法将隐含污染变化量分解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2004—200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即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由贸易伙伴国的进口需求引起的。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的直接污染排放系数和完全污染排放系数都有所下降,说明各部门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规模效应促使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增加,技术效应促使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减少。未来,应当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引导,实施绿色贸易政策;构建新的污染排放责任归属机制。     

中日贸易的新发展与问题

2004年,伴随中国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持续,中国贸易在2003年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快速发展,进入2005年后,中日贸易虽然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但增速明显下降了。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贸易迅速发展,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经济来说,“中国特需”更成为推动其复苏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中日贸易仍存在着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未彻底改变垂直分工的状态、中日贸易的利益不均衡、日资企业主导中日贸易、日本高新技术产品垄断中国市场势头扩大和中日政治关系冷影响中日贸易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和香港外贸出口比较

香港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984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占全球贸易总值1.57％,排名第13位。上海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出口基地,1980年上海口岸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但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甚微,与香港的差距很大。如以两地出口贸易(不包括转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上海发展出口贸易的优势和弱点,并可借鉴香港的经验和做法,改进工作,这对振兴上海出口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并分解成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以及配置效率变化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制造行业2005～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这5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3%,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2.42%,成为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指出当前我国制造业增长方式是一种投入型增长。     

日本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外向化——对其系统机制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败投降的日本,不仅国内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而且对外贸易被置于美国占领军的管理之下,并丧失了关税自主权,除和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外,对外经济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但是,仅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日本就实现了国民经济外向化,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据统计,1950—1970年日本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7.2％,进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4.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     

中国与荷兰贸易:基于1996—20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与荷兰的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荷兰已成为中国第十二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但是,中荷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较低,表明中荷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还不高,说明两国贸易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中荷在贸易往来中基本反映了各自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都有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对对方出口时未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今后中荷贸易拓展的方向。中荷两国的贸易结构逐渐倾向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与中荷贸易中转口贸易比重较高有很大关系,也是两国资源禀赋差异和行业内技术差距的体现。中荷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两国贸易持续增长,提升两国的贸易规模和水平,提高两国的贸易结合度。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动向与问题

自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由连续三年下降转为回升以来,2003年后又再次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这与中国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投资环境全面改善等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新发展是以制造业中的汽车工业和电气机器工业投资为中心而展开的,还出现了大型投资增加的新动向。这标志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存在着相对落后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国制造业的机遇与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PP)因美国的高调加入,倍受关注,发展迅速。现有的TPP国家已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之势。TPP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进口和投资三个方面,并对中国制造业产生重大影响:TPP通过关税、技术以及知识产权贸易,对整个制造过程产生影响;中国制造业本身的缺陷使我国在应对TPP新形势时处于被动地位;TPP可能导致的投资转移将使中国制造业面临压力;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有效保持成本优势和品质优势,或许将失去TPP国家的市场。TPP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中国是否加入该协议没有必然联系。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并适时建立由自己主导的自贸区和经济带,以应对TPP所带来的可能性影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增长变化分析

2004年日本丧失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这与日本1999年以来对华投资增速放缓、占外商对华投资中的比重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只要日资企业继续提升投资结构和技术水平,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就能带动设备和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使中国从日本进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这样,日本仍有可能恢复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产业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的新趋势——来自长江三角洲的实证分析

区域制造业结构的技术升级方向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质量.近6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重化工业化特征,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工业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支撑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升.随着"保增长"和"调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充分利用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加大技术产业发展的力度,促使生产要素流向高增长的技术产业.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更高人均收入的发展目标.     

战后日本出口贸易发展原因分析

战后初期,日本还是一个贸易小国;1950年的出口贸易额仅有8.3亿美元。但是,三十年后的1980年其出口额猛增到1,298亿美元,扩大了156倍多①;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日本的出口贸易获得如此迅猛的增长?     

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制度原因剖析

与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不同,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缓慢低下的增长速度。本文从制度角度揭示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笔者结合印度制度环境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现长期的混合经济和民主体制形成的僵化体制增加了印度制度变迁的难度。劳动力市场保护和许可证等一系列管制构成制造业把握开放机会的制度障碍,造成外资和贸易的不旺,进而无法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我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各产业部门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本文旨在从实证角度探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1978-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计量检测，得出的结论是：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增加1单位的能源消费，年出口额可以增加1．3151个单位。     

劳务贸易的重要意义

国际劳务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不但创造大量的新的工作机会,刺激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提供消费利益。国际劳务贸易对于国际货物贸易不但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劳务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必须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数据处理、编制计算机程序、科学研究、工程、咨询等服务行业在国际贸易中已成为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在通讯、数据处理和运输中的新技术的应用使各种远距离劳务日益成为可能。     

中日制造业服务化测度及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国际投入产出的分析

从生产性服务投入角度,借助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最新公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日两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比中日两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特征,并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中日两国以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征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整体上落后于日本,中国低技术、中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明显,日本高技术、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更高;(2)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投入行业类型看,中日两国服务化类型结构相似,批发零售和仓储运输服务化水平相对较高,其他类型服务化水平较低;(3)制造业服务化与国际竞争力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此外,信息通讯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且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多依赖专利科技服务要素的投入。     

论后发追赶进程中的供给侧增长动力转换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心是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动力既可在需求端发力,亦可在供给端发力,二者的区别在于需求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供给侧增长动力更注重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创新,并配以资本的协同互动,这符合于供给侧增长动力特征。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供给侧增长无非是资本与技术二者协同转换的结果,亟待将供给侧增长与后发理论相结合,强调资本与技术在供给侧的后发动力效应和路径机理,以期对中国的后发增长和供给侧动力转换提供启示。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对我们的启示

持续半年之久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结束了。在中美博弈中,中方签署了较为有利的协议。在纺织品贸易的后配额时代,数量限制将成为最常使用的壁垒手段。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却需要我们汲取多方面的教训。尤其是企业,一定要实现纺织品贸易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提高转变,优化出口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创造有利的贸易环境,并限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经济增长视角下技术扩散的约束机制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同绩效取决于其技术知识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是有效地吸收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将受到要素结构、资本水平、市场结构、贸易分工等因素的影响和约束.通过扩大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要素结构,提高企业进行技术模仿的投入,采取适合的市场结构安排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扩大贸易量和引进FDI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有积极影响,但由于贸易分工模式和技术水平的差距,也可能对技术吸收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对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行业和落后部门进行适当的保护也是必须的.     

欠发达经济的贸易结构成长与阶段性贸易策略选择

本文着重探讨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对外开放策略和对外贸易关系。文章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开放度、提高出口贸易的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结构成长以及阶段性的贸易政策特征和贸易策略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FTA环境保护规则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基于环境监管与环境标准分异视角的分析

FTA环境保护规则能够引导和规制国内产业发展，但影响机制复杂。本文以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2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8年产品层面的出口贸易数据，考察了FTA环境保护规则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环境监管和环境标准均制约了出口贸易增长，但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FTA环境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发现，FTA环境保护规则更显著地制约了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更显著地促进了清洁产品的质量升级；当贸易伙伴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FTA环境保护规则对出口贸易规模的抑制作用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