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导致的数字腐败及其对策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本质上是政绩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数字腐败出现的原因是"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博弈过程中存在制度缺失.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数字腐败就必须从政绩评估体制与统计制度改革等方面入手,完善作为"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博弈规则的相关制度.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     

“老漂族”城市适应困境与帮扶对策研究

与近年流动人口总体规模趋降相反,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上升."老漂族"是近些年来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形成的新型老年流动群体,同时也是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本文以"老漂族"城市适应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老漂族"自身适应行为、家庭关系、社区环境、政府政策支持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主要因素,其中由户籍地不同导致的"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之间异质性更大.基于社会适应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重构"老漂族"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老漂族"自身、家庭、社区和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共助"老漂族"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生活.     

读者网站

自古以来就有贪官这个专用名词,说明贪总是与官相伴,官总是与贪交媾。然而,贪的仅仅是官吗? 未必。先说身边事。鄙人有一同乡,多年未曾谋面,日前邂逅相遇,得知他供职于某一管理部门。老乡见老乡,说话挺直爽。他说:这年头吃香喝辣,日子过得倒挺惬意,就怨没捞个干部当当,这是个遗憾。不过,没当官也好,所在部门牌子硬,有权威,能管人,少不了有人来讨好、巴结。老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在北周隋唐的官爵系列中,除职事官和封爵外,还有散官和勋官两大类.散官又分文武,其中武散官在隋以前称为"散号将军".勋官是唐制名称,北周称"戎秩",隋称"散实官".它们都是单纯身份等级标志,没有权力和职掌,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散官和勋官的性质十分接近,但历史来源和政治属性不同.前者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产物,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特别是散号将军,已被北魏、北齐和梁、陈用作衡量官吏身份贵贱的基本尺度,成为士族门第的重要标志.后者则出现于西魏末年,是关陇政治集团的文化传统的象征,是关陇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

明清时期的闸官是专责闸务的官吏,掌各闸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由来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闹官"才正式出现.闸官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闸官的职责与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京戏后台的那些[官儿]

衣箱官:回手一拿准错不了京戏后台,有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凡是在衣箱上工作的都称为"箱官",演员多尊称他们为"师傅",他们的技术水平关系着演出水平的发挥.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

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近1.8万枚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亭长"和亭来看,其中"亭"可以分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