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批准号:02CZS005)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为专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江苏青年学人

胡阿祥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02CZS005)。胡阿祥认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主要线索可循。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因此,研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理解侨州郡县…     

“若论古史开新貌 未必南荆逊北州”——评介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长期以来,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不为史学界所重视,研究甚少.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古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论文集可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开发》较为系统地深入探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们对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许多同志进行了探讨.《六朝时期的荆州》一文认为:荆州在南朝时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同北方人民大批南迁、黄巾起义的推动密切相关.《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考》,对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进行了具体考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郑樵、顾祖禹州郡沿革说辨析

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卷八,有一段以州的变迁为主要脉络,概括综述我国古代政区划分的起始及沿革的文字:“郑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割据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为州,炀帝改州为郡,而州郡相等。唐混州郡为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则始命为府。宋又府州并列矣。’自元建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几与县同列云。” 文中郑氏当指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曰:“其未成之书……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可见郑氏确曾有对郡县迁革的研究,惜未传世,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政权组织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同时,封君制则是地方政权组织的补充形式。深入研究楚国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以及秦汉以后郡县制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王莽“改汉郡县名”的民族史料意义

<正>王莽执政，曾经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更改原有汉家名号。地名改称有适应新的政治文化地理规划即所谓“分州正域”(1)的动机，而“改汉郡县名”(2)更多体现了新莽的行政理念，是其妄自尊大的权力炫耀与鄙视其他民族的意识的突出显露。新莽“改汉郡县名”史事，反映了民族史、民族观念史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信息。     

明代私人捐田助学风气的兴起及其作用

在我国,由私人捐田助学由来已久,入明之后尤为盛行,它是古代兴学育人的一种有效方式。一、郡县学之盛所引发出的突出问题明代的学校有二:一日国学(即国子监),一曰府、州、县学(亦称“郡县之学”)。对于这两种学校,明朝统治者无论是在统一全国以前的干戈百战之中,还是在皇朝建立以后的承业治国之时,都是颇为重视的。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的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研究——基于越南撤侨事件的分析

涉外涉侨工作是中国外事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涉外涉侨治理能力尤其是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的涉侨突发事件日趋复杂,触点多、燃点低,频发、多发、重发。研究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对于提高我国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力,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探索。在对此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基础上,设计建构了涉外涉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总体框架,并结合越南撤侨事件对建构的监测预警体系进行实证应用和检验,结果表明:果断采取撤侨行动确保了在当事国局势失控的情况下能有效自我保护,同时也为不得已进一步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提前做好准备,起到多重政策效果。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