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追求与人性的悖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自由意志思想论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等著作中,论述了道德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能性,强调作为目的的人自由是其自身所固有的,自由意志是道德律令产生的根基和前提,它使人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决定和选择,能够在道德领域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使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道德律令在善良意志中体现出来,使人能够为义务而行事,能够产生善行,从而无限提升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价值.尽管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承诺了先验的善良意志的可能性而导致了难以回避的困难,但其独特价值却不但深刻影响和启迪了其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20世纪的决定论者和相容论者也还在思考康德的论题.不过与康德相比,决定论者无法否定康德为自由意志问题设定的目的,而相容论者无法回避康德所设定的自由意志问题的论证思路,从而分别显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     

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论康德“批判哲学”的神学观

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非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证明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社会秩序&#183;制度理性&#183;公正理想——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下）

（四）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作为普遍道德信念、道德原则之外在化。旨在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完全和谐状态。强调纯粹形式要素的康德的“权利正义观”     

康德的现象学说简评

“自在之物”和“现象”是康德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没有“自在之物”,康德的哲学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同样,没有“现象”,也就没有康德的认识论。郑听先生在 《康德学述》一书中指出:康德的哲学是“严格的现象论”①。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要正确掌握和评价《纯粹理性批判     

论行为的道德价值

传统伦理学认为,康德在对行为的道德价值进行判断时,主要依据该行为的准则是否符合道德的最高原则,并且该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这种观点会导致对“有爱好或欲望在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的错误判断.当某人出于有效而主要的道德动机,即义务动机而行为时,该行为是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其行为者在道德上也是合格的.出于义务而行为的行为者不仅具有环境和需要的独立性,也体现着康德的“自由”理念.     

马克思对康德自由观的继承和超越

人永远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而自由恰恰是人的内在本性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哲学史就是有限的人不断追求无限、追求自由的历史。康德在人是目的的理论中,耗尽毕生精力致力于探索实现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马克思更是早在学生时代就确立了实现人类自由的理想。马克思与康德一样,将追求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的最高价值指向,将实践作为实现自由的根本途径,将自由王国的实现看作是历史的过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出发点上,将哲学的阿基米德点从天国拉回尘世,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理解人,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在实践内涵上,将康德割断的生产实践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实现了从道德实践到社会实践的扩展;在哲学的价值指向上,实现了从道德目的王国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的转变,使哲学不再追求彼岸世界的乌托邦,而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连接了起来,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找到了现实途径。通过这种转变,马克思完成了从康德开始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     

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

学术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存心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是相互对立的，而康德的伦理学是存心伦理学之典型。有人据此反对同时藉康德的“道德自律”及“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本文透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证明韦伯对存心伦理学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所谓的“责任伦理学”不但不形成对立，甚至可以涵蕴它。本文也指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基本上包含两个伦理学面向，这两个面向分别对应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     

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

梳理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过程.康德最早受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情感"理论的影响,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康德坚决否定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康德将面对道德律所产生的"敬重"重新界定为"道德情感",它所产生的道德意向促使遵守道德法则,但绝不是建立道德法则的基础.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是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的结果,显现的是康德伦理学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巨大张力.     

康德政治哲学的当代诠释

对当代政治哲学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其根基之一的康德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关注.康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确保人类自身能够自由、有尊严地生活,人类应该由自然状态走向法治的自由状态,从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世界图景.为此,康德从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先验分析中,界定了人在道德领域中的自由本性;在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扩展和演绎中确证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由国家的合法性存在推出不同国家之间组成国际联盟,最终促使人类走向永久和平.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先验主义特点、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以及永久和平的构想在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消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旅游的案例

谈到社会形式，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齐美尔（1858～1918）。实际上，齐美尔关于社会形式的理论很可能得益于康德（1724～1804）。关于形式和内容（formversuscontent）的区分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康德把在知觉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现象”由两部分构成：由于对象的部分，他称之为“感觉”；由于我们的主观装置的部分，则是“形式”，它把杂多者按某种关系整列起来     

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现象学意义

本文站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高度,仔细清理了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内在含义,试图表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是对一切形式的独断论(实体主义)的革命,它通过对以往哲学问题的提法的彻底性翻转所实现的“先验转向”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康德道德哲学绝对命令的形而上学基础

绝对命令在康德的哲学中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并具有普遍有效性,其始基坐落于康德关于人性的认知与分析。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的本性是绝对命令的基础,绝对命令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还原为人的本性的相关内容。康德所指出的道德实践的路径,就是一个从人的本性出发的,经由人的本性向人的本性回归的过程。     

康德动机伦理学述评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者,也是欧洲近代动机论伦理学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他主张建立“完全不带任何仅是经验的并属于人类学的事件的纯粹道德哲学”,道德的根源“一定不要从人性,或是从人所处的世间环境去寻求,一定要超乎经验地单单求之于纯粹理性的概念”,“道德形而上学,就是要研究道德的超乎经验的纯粹形式,由此他建立了庞大的“纯动机论”的伦理学体系。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这一体系做一粗浅的分析。     

新康德主义与文化哲学范式的生成

新康德主义对文化哲学范式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把道德的彼岸神性基础置换为此岸的自然人性基础,建构了新的价值哲学;使哲学研究摆脱了自然科学化的倾向,确立了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独立性;强调随机性、偶然性和特殊性才是研究人及人类历史的焦点;使哲学研究的主题向生活世界回归。     

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责任概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认为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并进一步说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履行责任的理由时，构建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有理性者构成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康德认为人应该运用理性去获得德性，期望人能够基于责任并超越责任的束缚而出于完全的自律去追求尊严。同时，责任是实现人尊严的起点，它何以引导人获得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是”与“应当”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价值判断与科学论证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论依据;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过渡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市民社会已从单纯的市场经济领域进入了社会交往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基于这种社会事实,在当代推进和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和规范问题.     

“自由”与“实践”的哲学申辩与哲学观念的变革——以俞吾金教授的《实践与自由》为展开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俞吾金教授的《实践与自由》一书则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来源——作为现代哲学典范的康德哲学.马克思从康德那里继承并推进了“实践”和“自由”两大主题,其哲学体系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康德论人类行为之“合法性”与“道德性”价值

康德关于行为之道德价值的理论为精确区分行为的道德价值层次与定位人类道德形象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框架;合法性概念为人类出自感性动机的行为开辟了巨大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对于道德法则的尊严还是人类的自由而言,均是非常有利的契机;康德严格定义了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行动的纯粹道德性,以作为反思标准与道德理想,对于扩展与提升人类道德生活的价值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人本主义意义

康德"哥白尼革命"是其批判哲学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起点,他在认识论和伦理学领域大力讴歌人类噜的价值,颂扬人类的伟大."人"始终是康德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彰显"人"之高贵与尊严是康德给自己批判哲学"预设"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