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管制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管制是社会性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期,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引起了食品安全特有的内部性问题,导致市场失灵,为政府管制介入提供了合理性。然而,基于政府的管制本身也可能失灵,呈现管制低效。本文就改革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管制:架构与路径选择进行了阐述。     

浅析食品卫生安全的政府管制

食品卫生安全的政府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商家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失灵、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商家的缺德行为,是施行政府管制的理由。目前我国食品卫生安全存在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应从规范市场准入、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舆论监督制度、严格执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比较视野下安全生产的政府管制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安全生产事故也层出不穷,煤矿、交通和建筑业等更是事故多发行业。本文从政府失灵理论入手,探求目前我国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背后的政府管制无力状况,通过比较国内外安全生产政府管制各方面的举措,对我国安全生产政府管制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提出建议。     

深化我国政府管制改革问题初探

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很不适应.良好的政府管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独立、开放、有效、法治、简明等标准.我国目前的政府管制从内容和定位上看,管制内容过多、过滥与"越位、错位、缺位"并存;从管制的过程看,我国的管制无论从规则的制定还是执行上,既不透明也缺乏民主,更谈不上科学和规范;从管制的效果看,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存在较严重的"失灵".构建我国新型的政府管制体制必须从完善管制法规和制度、放松管制、强化监督、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等方面深化改革.     

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

矿产资源品的开发利用需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两类目标的均衡,这是保障矿业安全而进行政府管制的价值基础,矿业安全的管制研究即是以此为基础,利用管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划分矿业管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为矿业安全和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矿业安全管制的有效边界应通过对矿业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风险控制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以实现矿业管制过程中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     

论社会性管制政策工具的选用与创新

政府对社会性管制政策工具的选择,往往要综合考虑政策目标、目标群体、适用范围、政府能力、应用背景等因素。目前可供选择和使用的社会性管制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行政许可、标准设立、押金返还、信息倡导、联合管制和监督检查等。我国当前的社会性管制政策工具创新应着重解决好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新政策工具的引入和使用等问题。     

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以我国煤矿企业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为例

作为一种社会性管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的方式、手段、程序、范围和内容等方面应有所不同。建立适合我国的政府管制制度应着力解决基本问题。在煤矿企业,要促使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实用和可操作性的管制立法;加大市场准入管制,遏制乱开乱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任务;建立规范的制度环境,从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入手进行改革。     

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政策分析

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既有自然垄断行业的共性问题,也存在着因为我国特殊的国情造成的特性问题,因此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需要探索一条适宜的道路。文章从接受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现状出发,分析现阶段政府进行管制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从而得出结论:对于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政府管制,但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必须进行改革,适当放松管制,引进有限竞争,以此来解决管制过程中的政府失灵状况,以达到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消除社会不平等、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     

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与政府治理转型

独立管制机构勃兴于各国政府进行大规模"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时代,私有化后的公共设施、政府内部的其他行政机构以及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公民社会组织都成为独立管制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施加影响力的对象。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福利国家"被一个以管制为主要内容、结构上更为碎化的"管制国家"所取代,不过这种组织的激增也给政府带来了各种"代理成本"。独立管制机构对我国的事业单位改制以及若干政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电力企业改革与政府管制

从电力企业自然垄断的客观规律性及所产生的问题分析入手,对我国电力企业的产业化分割和政府管制进行研究.研究认为 ,建立有序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就必须对"电力生产企业"实施电价规制,处理好电力企业改革与政府管制的关系问题.     

论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网络的管制：逻辑、措施与限度

当代社会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政府对网络的管制不可或缺,法治化是其必然要求。在我国顶层设计中,网络安全已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实施网络管制的权力。网络管制的特征可概括为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保护对象的虚拟性、管制的非建构性。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网络管制包含的四重目标是确保数据安全、设备安全、内容安全及产业安全。政府根据网络管制的特征和目标,在数据、设备、内容和产业四个维度建立管制措施。网络安全与网络管制的价值不仅限于国家安全,还包括其他主体权益和信息化发展。维护网络中其他主体权益并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同样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管制应得到限定——平衡网络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促进网络治理法治化。     

公用事业政府管制及其改革——以北京市出租车业准入管制为例

由于公用事业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一般对其实行管制政策。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都对政府管制提出了挑战,放松管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文章以北京市出租汽车准入管制为例,对管制政策的现状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在政府管制低效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单纯地提放松管制是不全面的:应当在促进有效竞争的前提下,进行管制创新与适当管制。      

政府管制变迁下 IPO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Jeffery Wurgler资源配置效率模型,实证检测了我国IPO市场1992～2013年各年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针对政府管制程度不同阶段下的整体配置效率进行了对比,深入挖掘了国有企业比例与上市公司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行政管制的存在确实限致了我国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功能的发挥,政府管制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管制下国企上市较多以及上市公司质量差的年份对IPO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强IPO市场化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措施来提高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基于最优防范框架的问责研究

通过对管制员的问责以追求最低甚至零事故概率,虽是人本政府理念的体现,但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这一追求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在最优防范理论框架下,政府管制的最优水平,是在边际防范成本等于边际预期事故成本点上.所以,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社会性管制领域却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转型期社会性管制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基于食品安全的法学分析

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对我国民生的困扰问题,结合我国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从社会性管制的角度出发,系统解读了我国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根本因由,探索了食品领域中社会性管制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以期对建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和维护民生基本权益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指导。     

论英国地方政府法下中央对地方管制路径的演进

英国议会主权的宪政格局与地方自治的传统造就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始紧张。1979年保守党入主中央政府,凭借1980、1988年两部地方政府法确立了针对地方政府的"输入管制"。1997年工党上台,尝试与地方政府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通过1999年地方政府法将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路径修正为"结果管制",2000年与2003年两部地方政府法在延续结果管制的同时,扩大了地方政府在社区中的权力。结果管制虽未能改变英国的单一制框架,但给了地方政府更为灵活和宽松的发展空间。     

谈关于放松管制的国内电力市场改革

由于电力工业的特殊性,国家强化对电力市场的管制显得尤其必要。何管制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文章首先论述了我国电力市场的现状及政府管制问题,其次对电力市场政府管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电力市场放松管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政府管制的定位——激励性管制

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浪潮中，理性定位政府管制，是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分析了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中政府实施激励性管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指出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应与政府激励性管制相对接，并分析了激励性管制的基本要素。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政府公共管制中的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政府公共管制中的引入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公共管制绩效评估的最主要方法。这一方法被看好的原因是它较少具有观念上的障碍,所以在美国政府公共管制中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其所形成的经验和理论,在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建立"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的今天,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