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内涵与诗意表现

舒婷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其诗歌以其女性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向度,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和魅力。本文就舒婷诗歌文本传达出来的自我觉醒意识、悲悯情怀、质疑精神、期待意义、情感取向、意象撷取和意境营造等方面来探寻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内涵和诗意表现。     

论海子诗歌的意象类型及其诗学贡献

海子以语词意义返回原始的方式重塑诗歌意象,构建以石头、大地、太阳为代表的三种诗歌意象类型,营造出"生命本源"、"生命本体"、"生命归宿"三位一体的诗歌叙事空间。以石头这一原始而永恒的意象作为认识论的基点,探寻个体生存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彰显万物回归原始的生命本体观。海子以悬置现实际遇与放弃现实抗争的方式,重建自由而封闭的诗歌世界,以诗歌的绝对精神即"大诗"理想来追寻个体主体精神。这是海子的诗学贡献,也是海子诗歌的精神限度。     

论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问题

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概念隐含着社会学、精神史、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认为“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正是诗歌写作所遭遇到的历史压力、内部分化和文化焦虑的表征,它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场中在阶层、性别、精神向度等方面的内在紧张,也呈现了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自我意识。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悲剧蕴涵

盛唐山水田园诗歌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文章以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佛教的境界追求作为论述的理论基础,具体分析了山水田园诗歌在人生理想、前途命运和信仰追求上的悲剧蕴涵。并以孟浩然、王维的诗歌加以说明。     

书法艺术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中国艺术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和谐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渗透到艺术创作的精神领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书法和诗歌,体现出传统哲学生命理念中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精髓,两者在含蓄蕴藉的审美旨趣上相互融通,书法作品给诗歌意境的阐发和拓展开辟了无尽空间,诗歌意境对于书法创作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同时,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又大有异趣。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书法和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诗歌形象的理想追求--评《我愿意是急流……》

作为传达精神感受并反过来滋养人类心灵世界的现代诗歌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故弄玄虚拒人于千里 之外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只能是少数人或者极个别人聊以自慰的鸦片。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诗歌是属于 大众的，追求诗歌形象的鲜明、丰富与新颖，及时准确自然亲切地表达大众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并给大众以 积极健康的精神营养，鼓励大众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创造现代美好人生，应当是现代诗歌形象的理想追求。 诗歌曾经是人类生活的伴侣和火炬。从粗朴的古代歌谣到成熟的经典诗歌，诗歌一直与人民与普通的劳 动人大相依相伴息息相通，让…     

新世纪诗歌的问题和隐忧

正宋宝伟在《北方论丛》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新世纪诗歌在多元化语境中呈现出令人欢欣的繁荣景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隐忧:一、商业化语境导致诗歌精神的旁落与沉伦。诗歌隐藏在"个人化写作"招牌下,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地膨胀,拒绝诗歌意义指涉,丧失诗歌精神建构的勇气与责任感,诗魂在变轻,缺乏精神的"重度"。而且诗歌近些年随着社会商业化、市场化转轨出现了被物化的现象。不仅诗歌的"精神生活缩减到零度以下"(陈晓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亚文化心态视域的我国“下半身”诗歌研究

1990年代以来,身体在诗歌中成为频繁的表现对象,但诗歌中的身体成为最有冲击力和最能引起争议的话题,恐怕还是应该归功于2000年以来的“下半身”诗歌.这个诗歌流派在其理论宣言里将身体定位成单纯展示性活动和性心理的肉体,这种肉体写作遭到评论界的诟病,被认为这是诗歌放弃精神维度的坚守,诗人放弃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精英意识和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尚侠思想在李白身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把游侠精神作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则之一。从而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内容和风格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是李白形成浪漫主义诗歌特色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他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构成     

中国古代咏石诗歌中蕴涵的人格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咏石诗歌,这些诗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格精神。本文主要从咏“孤石”、“怪石”、“竹石”诗歌入手,具体阐释其深刻的精神内涵。     

行吟诗人与诗歌精神

纵观中外诗歌史 ,不难发现许多成就骄人的大诗人都曾与“行吟”有关 ,或可称为“行吟诗人”。“行吟”不仅是一种诗歌行为 ,其背后还有着与诗歌本质问题有关的极为深厚的内涵。“行吟诗人”往往更具有“诗心”“诗情” ,他们更迫近诗歌之本质、诗歌之精神 ,因此 ,他们实际上还连接着人类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对当今日渐冷寂的中国诗坛来说 ,“行吟诗人现象”或可作为一面镜子 ,供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审观和反思     

“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

新月派诗歌总体上表现着对精神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诗人的欧美留学背景及其自由主义信仰决定了其诗歌是个人话语性质而不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话语。新月的这种精神自由与形式完美的追求,是把诗歌当成诗来写的艺术家的态度,而不是把诗歌当作社会改造的宣传家的态度。他们的纷争主要是通过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诗歌形式与精神这几组概念来具体体现的。     

论晚唐社会背景下温庭筠诗歌的时代特征

与盛、中唐社会相比 ,晚唐社会政治更为黑暗 ,晚唐科场更为腐败 ,士大夫精神也日趋萎弱。因而 ,其诗歌中的苦闷非常之多。作为晚唐时代的重要作家 ,温庭筠诗歌就集中展示了晚唐时代的社会生活 ,尤其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愤怒与生不逢时的感叹。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朱湘与屈原

在诗的品格、音节格律和具体写法上,朱湘部分诗歌和屈原存在的诸多相似,是朱湘对作为传统文化的屈赋的一种借鉴和吸收;作为诗人,朱湘的投水自杀受到了屈原的精神品格和悲剧文化意识的影响;整体上,朱湘和屈原的诗歌文化品格又存在相异点:前者是出世的文化品格,后者是入世的文化品格。     

“兴”与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精神

“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的形成经历了从修辞技法到审美体验的过程。“兴”作为心物对应关系中主体的审美心理状态 ,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传统心理结构。“兴”体现了传统诗歌文化的基本美学精神和原则 ,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简论农业经济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的影响

农业文明作为渗入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生产文明,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争和徭役等作为农业生活的破坏力,成为人们本能上拒斥与逃避的对象,形成厌战惮徭的诗歌主题;与山水田园耳鬓斯磨的生活使山水内化为人们的精神慰藉,形成乐情田园的文人传统;农业生产中男耕女织的劳动形态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家园守望者,形成闺阁愁怨诗歌主题;农业生产的时节作业特点也使人们对时间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生成伤春悲秋、叹老惜逝等文学主题。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中国文学 ,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 ,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唐 ,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 ,也是阳刚精神的母体。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 ,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 ,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所不同的是 ,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 ,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