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考核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考核制度作为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日本公务员队伍的廉洁与高效。本文以日本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等为依据,以考核内容、考核主体、考核周期、考核方法和结果应用为框架,梳理了其在高级公务员绩效考核具体做法和晋升考核的内容与程序,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晋升考核的借鉴与启示。     

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决定的博弈分析

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利益主体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相应地农村金融每一次改革都受到各种力量的约束,可以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概括为一个基于多方非平等主体的制度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利益博弈,最终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形式.要解决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必须彻底转变各博弈主体的收益矩阵.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地方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探索——云南省“四项制度”建设个案的启示

近年来,云南省政府连续推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四大主题建设,各主题均设置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四项制度,其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强自身建设一个较好的个案。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的博弈分析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文章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通过引入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被中央政府监管发现后所付出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媒体曝光而导致公众的担忧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债务风险控制上达成一致的均衡条件;由于地方政府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文章考察了地方政府间举债发展的重复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奖励变量,改变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纳什均衡解。结论为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当奖励的搭配使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规制在合理的水平。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定位与制度创新

服务型政府不仅是一种理念的澄清,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地方政府无疑是服务型政府的实践主体。中央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型政府建设应该有所不同,不能没有区分。和中央政府的理念设计和宏观职能定位不同,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应定位为理念实践和微观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时,要做到制度设计具有操作性和观察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从公民参与制度创新、公民需求回应制度创新、提高服务效率制度创新和绩效评估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精心论证和设计。     

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之创新

依据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及创新思路,提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我国应该构建由"三核心"构成的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和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组成的非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强调农村人力资源、政府等各个制度创新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在不同次序与层次上逐步推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包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监督;在法律政策层面上要完善法律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司法援助保障体系;在发展战略高度上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在资金筹措机制上形成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为主体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重视农村土地转让的收益。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人大常委会制度:中国地方政府责任的“基石”

在地方政府责任更加细密化的今天,作为地方人大的常设机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地方政府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的"基石"。人大常委会制度在推进我国地方政治法治化、民主化和政务信息传输功能三个层面均对地方政府责任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在现实运作过程中性质不充分、价值原则不牢固、轨道不合理、功能不完备,没能很好承担起地方政府责任"看守者"的角色,甚至严重阻碍和消蚀着地方政府责任的实现。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使其担负起保障地方政府责任与肃清地方政治的重任,要点有三:一、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二、地方人大常委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三、地方人大常委会具备更大的压力、动力和更有效的技术去监督地方政府。     

基于制度建设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探析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民主政治体制的进步,民众对政府审计的要求日益提高,许多国家已将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了绩效审计的开展,但与国外绩效审计的发展相比较,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制度建设的匮乏是导致我国绩效审计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还存在着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受现行审计体制的制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诸多问题.因此,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将政府绩效审计作为独立的审计业务,由审计署到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不同层面完善与绩效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引入同业互查制度,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建立绩效预算制度,完善政府审计问责制,进而推动绩效审计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