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 ,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习惯法有机整合 ,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法制     

试论法律移植之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存在相互交流问题,其结果即是法律移植.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经济状况、思维模式使得各国的法律文化不尽相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素对法律移植起到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对策,会使法律移植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论我国法律移植的原则

法律移植通常被认为是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国家提高自身法律水平的一条有效途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移植就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从我国一些相关立法及其实践的情况来看,法律移植的现状与我们所期望的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研究法律移植的原则,探讨法律移植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就是本文所关注的。     

关于法律移植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法律移植作为一种借鉴国外先进法律经验、提高本国立法质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类似问题的有效手段,为各国广泛而积极地使用.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有机整合,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文章从法律移植的历史纷争谈起,分析法律移植的实质,认为法律移植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提出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并不矛盾。在当前,我国应当将法律移植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经济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的讨论在我国始于 80年代中期 ,并日渐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通过对法律移植涵义的辨析 ,澄清了我们的误解。文章论证了在我国经济立法中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认为法律移植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条重要途径。法律移植有风险因素的存在 ,我们必须正视、分析、论证其对移植的阻力。经济法律移植必须立足本国 ,洋为中用 ,学有发展 ,把移植的法律融入我国的法律体系 ,为经济建设服务。作者从我国实际出发 ,对经济法律移植的程序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法律移植的比较研究

现阶段我国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发达国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适当引进是完全正确的,这避免了我国在法制建设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或者另起炉灶,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建设上的距离。但是法律的移植是有风险的,因为各国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植根于本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地理条件和人文素养之上的,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显然要面对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法律移植的不合理必将导致本国法律体系的混乱。     

冲突与融合:环境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法律移植是完善我国环境法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共通性因素,同时更应关注中国环境法的本土资源,实现环境法移植的本土化,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     

法律移植的主体

法律移植是近代以来法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的重要现象,因而在学界颇受关注和争议.学界对于法律移植的相关问题都做了深入的论述.但对于法律移植中最具有能动作用的法律移植主体的讨论却鲜见,笔者拟从新构建法律移法律移植主体,以期能够明确实践中法律移植各方主体之间分工合作.     

论法律移植

评析法律移植理论的不同观点,澄清对移植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发展的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论证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发展权视角下的法律移植方法新探

现有关于法律移植的理论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而以发展权为指导强调主体自主内源发展与外在借鉴相结合是探讨法律移植的新思维;以一种科学的比较法为内核的多元主义法律移植方法论是移植成功的关键。从强调外部性转向内外在条件的相互融合是法律移植的必由之路。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以民法典制订为中心

在美洲和亚洲的民法移植过程表明,移植国的法律文化对于所移植的民法体系最初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斥,但其自身也会受到影响,进而接纳这一法律体系。中国传统的礼法文化与西方民法固然有冲突之处,但其自身也在演变,民法典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     

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对待研究法律移植 ,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在选择借鉴、移植外国法律时 ,应认真研究来源国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条件 ,坚决杜绝照搬照抄式的“全盘西化”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     

研究的困惑与执着——2009年度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

近些年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实践回应能力彰显,对传统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学科发展的很多问题.尽管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一种执着的心态,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更多新的矛盾.今后法律方法论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把握既有司法传统与司法运作现实,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建我国法律方法论体系.     

论中国法律监督的主体混同与独立

作为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对其与其他权力在行使主体方面予以角色分离。权力行使主体的角色混同产生了消极后果,并导致人们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运作方式的批评与质疑。未来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律监督部门应当独立设置,由其单独行使法律监督权力。法律监督主体的独立化有正当性基础,其实现需要做到三个"相对分离"。     

试论法律方法论的中国化

通过法律方法论中国化这一视角，对法律方法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法律方法论中国化的“中国含量”进行分析，进一步发现法律方法论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其“中国式”解决方案。提出应当重视法律方法论中国化的问题，并对法律方法论的中国化“含量”进行反思。     

论法律继承

一个民族的存在必以其历史为基础。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与该民族的历史相沿承、与其本土资源相适应才能存活。法律现代化的口号喊得再高、再响,使法律与本土资源相适应终是其根本途径。在我国,法律移植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百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对历史的继承上来。本文以重新探索法律现代化路径之选择,检讨法律移植之得失,审视历史沿续的不可避免为出发点,以社会的法律和社会的文化之一致融合为落脚点展开探讨。     

法律移植与中国环境法学发展的新趋向

全球化已对法律的变革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同样基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环境法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适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法律移植是我国环境法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分析环境法律移植的客观基础和外在动力入手，在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律两个层面上阐述法律移植对我国环境法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对今后环境法律移植的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法的发展作出方向性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