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中其他五贤对竹林精神的贡献

“竹林七贤”中其他五贤对竹林精神的贡献●罗筠筠阮籍、嵇康是魏晋时“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们写下了较多的诗文、著作，不仅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且后人对他们的研究也比较多。从系统研究的观点看，其他五贤（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作为“竹林七贤”的成员，...     

竹林七贤文集流传及存佚考论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最富影响的文士群体。他们或多或少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作品。以现今能够见到的文献而论,除王戎无作品传世外,其他诸贤皆见有文集行世的记载。但宋代以后,除阮籍和嵇康尚有文集流传,且版本逐渐由简及繁外,山涛、向秀、阮咸、刘伶人的文集也渐次失传,仅有一些杂著传世。系统梳理竹林七贤文集流传及存佚情况,可以为人们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竹林七贤提供较为全面的文献参考。     

《晋书竹林七贤传》札记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一个著名的清谈家集团,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乃至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性格情趣,都是有影响的,也为历来治文化史者所留意.他们当中,阮籍、嵇康、阮咸、向秀、刘伶五传,见于唐修《晋书》卷四十九;山涛、王戎二     

精心刻镂自铸新词 --许筠《思旧赋》意旨探微

许筠(1569—1618),李朝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旧赋》模拟向秀原题作品,情感基调、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基本相同,然而两赋意旨迥异。许赋直抒胸中愤懑之情,表达了由仕而隐,与统治者彻底决裂的人生态度,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向秀《难养生论》中的养生观探析

在魏晋玄学家注重养生的大背景下,向秀的《难养生论》一文,是因批评嵇康的《养生论》而作。向秀关于养生的主要观点有:年命有限;用智顺欲;以礼节情。向秀的养生观从常识所见出发,继承和发扬了老庄派顺应生命本能的理性主义养生观。     

向秀玄学思想简论

<正> 向秀是魏晋之际一位著名的玄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庄子注》,此外尚有《周易注》,然两书皆已佚失。仅存的著作,只有《嵇康集》中保存下来的与嵇康讨论养生问题的《向子期难养生论》。在张湛的《列子》注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还保存了一些《庄子注》的零星材料。向秀、郭象的思想是否完全相同,抑或有出入,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很难加以研寻。但从《列子》张湛注所引用的向秀的材料中,我们对向秀的思想尚可窥知一二。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嵇康逻辑思想探索

嵇康(223-262) 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在魏做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嵇康与阮籍齐名,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首,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于他的逻辑思想,历来涉足者甚少。笔者认为,嵇康曾提出并运用了形式逻辑的多种形式,可以说是整个魏晋时期推论逻辑的正确思潮代表之一。据《太平御览》载:“研至名理,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认为嵇康逻辑思想的特点是论证严密,合乎道理。《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导)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向秀《庄子注》探微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竹林七贤散论

高平陵政变后,正始名士的政治骨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曹爽、何晏等八族被杀,一批投靠正始名士集团的官员被黜退,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政变中,一批老资格的保守派官员被起用,司马氏又祭起名教治国的大旗,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正始时期蓬勃开展的思想解放热潮也随之被扼杀。在这种形势下,竹林七贤应运而生。《世说新语》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     

嵇康音乐理论评析

在历史上,嵇康素以文学家著称。实际上,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魏晋两百年间,堪称为真正的音乐家者,唯嵇康一人而已。《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为《广陵散》,声调绝伦。”可见嵇康是个操琴高手。嵇康还善于作曲,他所作的琴曲,至今还有传谱的,除《广陵散》外,还有《长青》、《短青》、《长侧》、《短侧》四弄和《风入松歌》。但是,嵇康在音乐方面最大的成就,还在于理论方面的建树。今天我们还能读到的嵇康音乐理论著作,有《声无哀乐论》和《琴赋》。     

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形成与发展

<正> 汉魏六朝赋中有大量的“纪行赋”,其名称见于萧统《文选》,《文选》于赋卷中单列“纪行”类。这类赋与韵文体的游记相似,篇幅一般较大赋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可谓赋中奇葩。本文试图就这类赋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内容和技巧方面的特点作些探讨。纪行赋是在屈原《九章》的影响下产生的。《九章》的《抽思》、《哀郢》、《涉江》、《怀沙》等作品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     

读《赋话六种》札记

赋话与诗话、词话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赋在历代不大受到重视,评论赋的赋话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整理,有关文献资料颇多散佚,学者深以为憾。香港大学何沛雄先生历年来致力于汉魏六朝赋的研究,著述丰富,成绩斐然。仅笔者所知,近十几年来,除发表论文外,还著有《汉魏六朝赋家论略》和《汉魏六朝赋论集》两部专著,并编订了《赋话六种》和李调元《雨村赋话》。何先生正在多方搜辑旧文,有编纂《赋活丛编》之志。《赋话六种》收录清王芑孙《读赋巵言》、魏谦升《赋品》、刘熙载《赋概》、浦铣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声无哀乐”与六朝“和”范畴的嬗变

“和”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史的重要范畴,统摄性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征。六朝时期,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命题使“和”范畴内涵和意义都有所发展。“和”范畴这一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体现了特定时期艺术观念的进步以及美的自觉的发生,对六朝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上的唯美追求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中国六朝时期抒情骈体赋的代表作品。文中的精华部分“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两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唯美追求:在抒情上追求一种具有心理美学特征的审悲快感;在构思上,呈现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以及为文意推波助澜的补笔。     

竹林七贤缘何游于山阳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有独特的个性因素。就政治方面而言,正始末年朝廷惨烈的党争,是竹林七贤远离京城游于山阳的客观原因;全身远祸以待时清,是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主观原因;魏晋之际盛行一时的谈玄、服食和饮酒之风,则是竹林七贤钟情山阳的文化原因。但是,促使竹林七贤游于山阳而不是游于他处,仅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这些主客观原因与七贤的个性因素、嵇康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及竹子比德于君子的文化象征意义相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七贤的山阳之游。在这诸多原因中,嵇康崇高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及寓居山阳的便利条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嵇公竹林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则是竹林七贤山阳之游的深层文化原因。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183;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183;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与山巨源绝交书》作年考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的名篇，但这封书信究竟作于何时，却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论家或订于景元元年，或订于景元二年，或订于景元三年。按嵇康在信中曾提到“男年八岁”，这自然指他的儿子嵇绍而言，《晋书·嵇绍传》谓绍“十岁而孤”，如依此推算，则嵇康此信作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