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闽粤赣交界地区原住民族的再研究

具有越人遗俗的“山都”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与西汉初南海王织领地的越人一脉相承，是该区的原住民族。畲族与“山都”的文化习俗大别，不可能与“山都”同为本土越人的后裔，不是原住民族而是迁入民族。     

《论衡》“倭人”考释——以“畅”“雉”“宛”及“五服”为线索

《论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术巨著,也是记载"倭人"的最早古籍之一。《论衡》中"倭人献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与日本交往的一段事迹。但是这段事迹真实与否,一直饱受争议。通过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论衡》的固有名词如"鬯草""白雉""越裳""宛"等的比对论证,可知,王充所谓的"倭人"其实是"东夷"的一种代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国"和"日本国"。     

苏联否认中华民族用心何在?

近年来,苏联霸权主义集团为了反华侵华和称霸世界的需要,指使其御用文人在苏联历史杂志上和所谓学术会议上,就我国民族问题大做文章,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一九七九年苏联支持越南向外扩张,掀起了一个攻击中国“篡改历史”的浪潮。三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以“反对中国篡改历史”为题的会议;五月,在乌兰巴托由蒙古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主题是“毛主义和民族问题”。参加这两次会议的有保、匈、越、东德、古、蒙、波、捷、苏等国所谓著名的中国学学者,以及这些国     

《僰国与泸夷》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复生撰著的《僰国与沪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一书,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丛书”之一,已由巴蜀书社于２０００年２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约１８万字。 僰人因其独特的悬棺葬式而名著于世,而僰人及其“僰国”的历史更是治中国西南民族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先秦时期,僰人就处在巴、蜀、滇、夜郎、邛都等古民族集团势力的中心地带,秦汉以降,“僰国”故地是中原王朝统治势力向西南民族地区扩展的前沿,至明朝万历年间,僰人最终被镇压剿灭,在历史上活跃了两千余年的僰人及其“焚国”从此消失,而…     

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活动在祖国南疆的广西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一、从考古材料看考古资料对研究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起源以及民族迁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苏联民族学家伊茨所说:“考古学材料从来也不可能和具体的民族共同体绝对地联系在一趄,但是这种材料能帮助找到共同体,并确定类似文化因素的起源。”广西越人先民的文化什么时候开始与中原发生联系呢?从目前所知道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梗概。1979年在广西西部的百色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这些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石器个体硕大,一般     

明代起绒织物探讨

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悬案,纺织科技史前辈赵承泽先生对此问题曾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是继承中国传统织造技术,经过其多方研究与引证,推翻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倭缎》和乾隆二年的《福建通志.风土志.物产》二文献中所提及倭缎或是天鹅绒,“本出倭国”的说法[1]。早在1959年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的Harold B.Burnham曾经发表一篇“Chinese Velvets”[2],文中对中国起绒织物也进行深入精辟之探讨,并以该馆所藏中国起绒织物进行技术分析,作者探索引用欧洲文献,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虽然发达,然而对于起绒织造技术可能是到了明中叶以后才传入中国,这一结论似乎与前述《天工开物》和《福建通志》二文献中所述外来说法比较贴近。本文从这几处不同的研究与见解出发,复加上其它一些文献与实物研究,试图再对明代起绒织物的技术及其起源进行探讨。     

越文化影响下的青铜器凤鸟纹饰

越族是我国上古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南部及南方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在先秦古籍文献中，对于我国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为“越”。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指出，“自江以南则日越”。越族很少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兴起，“吴越争霸”继而逐鹿中原，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活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断发纹身”与中原...     

试述公元三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试述公元三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有关问题金宪淑公元３世纪，三国时期的魏国与日本列岛邪马台“国”之间结成了中日关系史上未曾有过的极其亲密的睦邻关系，这是罕见的。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可谓是反映当时邪马台“国”社会状况及其同魏国来往的唯一属于同时...     

日本国名研究

目前学界虽对日本国名多有考察,然其说不一。实际上,日本国名是自日本国家起源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国名之总称;就它的演变历程言,“山岛”是其原始雏形,“邪马台”为最早之日本国名,继而先后更替为“倭”、“大和”、“日本”,此即日本国名演变的历史阶段性;自“山岛”以降,历来的日本国名均可读作ゃまと（ＹＡＭＡＴＯ）,就连“日本”亦不例外,此即日本国名读音的历史连续性     

中国皇帝命名的外国国名

中国有几个邻国其国名是由中国皇帝命名的而且沿用至今,委实有点意思。 日本（Japan） 在我国南北朝时宋国范哗所著的《后汉书》中说，汉光武帝刘秀时在接见东瀛的使者时，封其国的国王为倭王，所以有了“汉委倭王”之记载。“倭”是对日人的最早称呼。“倭”字的意思包括：难看的。丑陋的，矮小的；说话，办事哕里哕唆的；单纯，听话的意思。对友邦如此称呼确实欠妥。     

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以《西藏王统记》为例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张謇开放主义刍议

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使用“开放”一词首次出现在1913年。此后，在他关于教育和实业等社会问题的论著、文章及演讲中不断对此加以阐述，“乐于开放”、“受开放之益”等词句频繁出现。他认为“世不能复闷闷老死不相往来，”主张打破“封闭人”的观念，重视智力的开放、交流和开发．“民智兮国牢”；强调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发展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西方列强争先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张謇的开放主义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颇为引人著目的影响。本文拟对此问题略加论述。1853年，张謇出身于江苏海门一个富…     

魂系“渤海”千古情──医巫闾文化新探

本文凭借过来文化考查新发现，以文物考证、史料分析和合理的推断，提出医巫闾山的“小阁”与“田园子”坐佛半雕像，为千年以前古渤海国流民文化遗迹的试论，从而打破原有闾山文化研究的蕃篱，确立了辽西多民族复合型文化的走向，并探讨走廊文化与长白文化，乃至东亚外域文化的渊源，这是值得辽西人骄傲的精神财富。     

都掌人是山都木客吗?

1983年蒋炳钊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第三期上发表了《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一文,该文对汉晋及唐宋时期在我国史书上出现的“山都”与“木客”作了较为详实的探讨。蒋先生认为:“山都”与“木客是一个古代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诸省,尤以赣、粤、闽交界的山区较为集中。从他们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来看,可能与古越人有关。蒋先生在文中还提到四川的山都掌可能就是山都木客。在     

试论冯冼夫人促进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

我国南北朝时期百越杰出的首领洗夫人,是一位致力于民族友好团结、加速民族融合的历史人物。她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进步团结、越汉民族的友好融合、岭南越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人誉为;“女中奇男于,千古推为第一”的巾帼英雄。 我国古代曾经历了四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春秋战国时,华夏族与其它各民族杂居相处,互为影响。民族间的交流、同化、进步、融合之势大大加强,为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第一个阶段。秦灭六国后,在中国     

中国古人的名、字、号

中国古人：“生而有名壮而有字”中年以后则有号，本文对古人名、字、号的特点、命取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古人有乳名和训名，字是随着儒家学说的逐渐成熟和封建礼仪的需要才产生的．从名与字来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两者在字义上还有一定关系．号是人名、字以外的别名，是对人的尊称。号一般与人的居住环境、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有关。古人名、字、号的演变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民族融会、婚姻习俗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永登“薛家湾人”族源初探

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和地方志的材料，初步探讨了甘肃省永登县“薛家湾人”的族源问题。作者认为，“薛家湾人”有着强烈的“苗族情结”，还保存着大量的“古苜语”词汇，他们可能与我国南方的苗族有着渊源关系，而绝对不是从中亚等地区移居来的吉普赛人的后裔。     

我国古史籍中“别种”“别部”考辨

通过对我国古史籍中有关“别种”史料的研究,认为“别种”是我国古代史家在著史时为了划分民族之间、部落之间或部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表示国外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或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认为“别种”与“别部”在我国古史籍中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并对史家在记载中出现“别种”的原因,以及“别种”这种记载法对我国后世史家在少数民族的记载和划分方面的影响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