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关于16-17世纪中国佛郎机火炮的射程问题

16世纪初,欧洲制式佛郎机火炮被传到中国,它的结构、火力、射程、命中率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使之成为明嘉靖朝至万历朝年间最犀利的火器。但是,它的射程问题东西双方历来少有人问津,现根据古今中外有关佛郎机火炮研究的史料,对其作去伪存真的分析,推断出其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其射程数据被虚夸实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以佛郎机、红夷大炮为代表的欧式火器日益成为晚明军队的主装兵器,此对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提出了改良要求。面对频频出现于东南沿海的欧洲坚船利炮,晚明地方当局修建新式铳城,装备大型火器,保卫海疆安全。而耶稣会士的不断来华,又使中欧军事文化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有识之士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欧洲军事筑城技术,而且还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印记。     

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本觉"逻辑:中国宗教共时态

"本觉"逻辑是中国宗教哲学的主导范式(心性学)的本质架构和理念预设,是儒佛道哲学的"公共模型",儒佛道哲学的发展史因此呈现为"本觉逻辑"共时态建构史.孟子"良知本心说"及<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是"本觉"逻辑的典范理论.在现代性视域中,"本觉"逻辑被持续重建,并在观念生态学意义上由古典样态向现代样态转变:它一方面被改造为激进的现代性"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则酿就了"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下的"反转式"现代中国宗教哲学.     

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少林寺现象"作为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呈现,对中国佛教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危机.同时,它们亦引出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大命题: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神圣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走在了变革的边缘.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也随之改变."少林寺现象"恰好说明,在寺庙、和尚与佛教信徒们的信仰之间已经构成了某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于是,何谓佛教?何谓真正的佛教信仰?人们信的是"佛",还是信的是"教"?佛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究竟存于何处?这就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信仰危机的主要内涵.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论苏轼的"人生如梦"

苏轼"人生如梦"观,形成于任徐州太守时期,定型于"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期.苏轼的"人生如梦"既不仅是一般文人在政治坎坷时期的自我排遣,也不仅停留在陶渊明式关于生命短促的慨叹上,而是在大乘佛经尤其是<圆觉经>的影响之下,在参究佛家"如幻三昧"中的梦觉不二含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儒佛整合式的生命体验.这一生命体验渐老渐熟.这表现在他以如梦观整合、升华了他的人生思想,并始终保持一种亦儒亦佛,非儒非佛而又圆融统一,超然离执而又积极用世的态度去看待人生.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个体的觉醒及其命运--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之比较

本文对慧能的"自性"和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做了一个比较研究,认为慧能和克尔凯郭尔分别通过将"自性"与佛,"主体性"与上帝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了个体以终极性的意义.慧能的"自性"与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由此决定了个体在中国和西方的觉醒及其不同命运.     

佛道视镜下的"临川四梦"

汤显祖的佛道思想有着深刻的家庭渊源.随着人生遭际的变化,这种影响呈渐进趋势并在他的"临川四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汤氏早期的戏剧中,借佛道以阐说其执著追求、肯定人生的儒文化理念,晚期戏剧已完全为佛道思想所笼罩.作者是以种种现实人生镜象为证据,来阐说其佛道理念的.由早期的对情的歌颂,到后来的对情的否定,"临川四梦"最典型、最生动地展示出汤显祖从入世、愤世到醒世、警世而出世的全部人生经历,反映了汤显祖思想探索的历程.     

“弃绝”——佛道背景下的内在审美超越

由中国文艺特有的现象探讨主体追求内向超越的精神境界,论述"弃绝"这一佛道背景下独特审美态度的主体特征及其思想渊源,明确"弃绝"作为东方(尤其是中国)文艺中特有人生追求之极致境界的主体途径的奇妙特色与精神意义.     

"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晚明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40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亦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     

柳宗元之"柳河东"、"柳柳州"称谓辨

柳宗元的"柳河东"之称谓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统有关,"柳柳州"之称谓与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有关,而没有称之为"柳永州",与其晦暗的政治经历有关.这种一名多种称谓的现象,是由于民族文化心理所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禅境"与音乐表现

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开启了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个性天地,促进了艺术创作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主张直觉式的"顿悟",在现实生活的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升华,沟通了中国古代艺术家"妙悟"的思维模式;禅境的冷寂空灵、高远清幽、"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与"即心即佛"的从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创构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至高境界.辩证法取两面,而禅非对称,放下"利"的一面,只取"寂"的一面,并非顾此失彼,让"利"稍停,用"寂"来提升自我,使生命终于可以润泽灵动起来而意趣盎然.文章取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将禅境的美学特征提到创生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母体地位予以文化解读.     

"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

有没有什么一般"哲学"、普遍"哲学"?黑格尔自认为其哲学是普遍的、圆满自足的,是"绝对精神"的展现.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其中有的人的理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族群有哲学.     

晋宋庐山僧团与文艺"神思"的逻辑生成

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文艺"神思"理论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但"神思"基本内涵的确立则在晋宋之际已为庐山僧团所完成,宗炳及其师慧远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以佛教徒身份对"神"认识的深入,增强了对物象的"理感";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造型艺术的实践,加强了对"象"的认识,又通过晋宋之际佛玄儒道的大融合,在艺术实践中体会出"神思"论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