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论语》里令人费解的一章

<论语>7.11章,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孔子说只有他与颜回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照事实,孔子只做到"用之则行",未做到"舍之则藏";颜回只做到"舍之则藏",未做到"用之则行".师徒各达到一半.孔子的话与事实出入太大.该章下部分,孔子训子路"暴虎冯河",失之粗暴,也与事实相左.该章上下两部分,内容互不相干,可能是<论语>编者把它们凑在一起,以增强对子路的调侃效果.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制度"解锁"与创新:以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为例

国企改革使黑龙江省国有企业从原来的制度"闭锁"状态逐渐走了出来,实现了"解锁".创新改制模式使国有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丰厚的国有资产存量是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国有企业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后,建立国有企业改制绩效评价体系关系到国有企业改制的可持续性和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为防范国有企业改制后的治理风险,可借鉴美国<萨班斯法案>.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孝经》内蕴图解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的一部扛鼎之作,其伦理思想一直是封建各朝君王治世圭臬,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运用框架图来展现<孝经>的内蕴可以清晰明了十八章层层相扣的逻辑体系.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直接阐述了<孝经>内容的三个方面:一、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孝为道德之根本";三、"孝"的目标.<孝经>其余十七章则是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论述.     

"张爱玲热"久盛不衰

张爱玲,这个被小资们尊称为"祖师奶奶"的女人,1995年9月8日在美国洛杉矶逝世,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轰动.自她逝世14年来."张爱玲热"绵延到了21世纪,从来没有冷却过,<同学少年都不贱>,<郁金香>,<色·戒>.<倾城之恋>等一部部新发掘出来的作品和被大导演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张爱玲热"推波助澜.她的作品屡屡再版,汤唯、陈数、吴倩莲、林心如等女明星,都是通过她的同名影视作品而走红的.     

"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

西汉初年枚乘首制<七发>,是为"七"体之肇始.然而由今视之,拟作之历史却直至东汉傅毅<七激>出方得以开启,其间二百年创作的沉寂何以产生?就其因在于,两汉之际<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的地位与影响,而其自身孔老齐观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代开始的尊儒倾向格格不入,规限了模拟行为的展开.傅毅<七激>在挖掘<七发>已有价值的同时,以时代的因子改造其作,确立了崭新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后世"七"体创作的历史.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本期视点:多重主客统一视野中的《春秋》学研究

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第一,<春秋>称国君即位之年为"元年","元"乃更始,有断与续相统一的寓意.第二,<春秋>书"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王者改制必然导致"统"的更迭,"通三统"是一个循环,叫做"三而复";此外,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历史的无穷演进恰是由多重的"复"构成的,表现了复与往的统一.第三,<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划分成三个阶段,各自的"书法"不同,内与外、夏与夷的界限逐渐消弭,有以横向的社会交往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之意,表现了横与纵的统一.第四,<春秋>有"常义"有"应变"."常义"固须遵从,"应变"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贴近不断发展着的仁爱之道;历史正是在"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这是常与变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的统一.这些观点有"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属于通史精神的范畴.     

《诗·燕燕》与儒家"慎独"思想考析

<燕燕>是<诗·邶风>中的一篇.其背景和史事长期在若明若暗之间,上博简的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资料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证据.此诗的主旨亦可因此而得到较为深入的理解.楚简和帛书的<五行>篇里面,都有举<燕燕>之诗以释儒家"慎独"思想的文字,其意蕴亦须深入剖析.     

诗术与模仿——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一章首段绎读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向以难读著称.文章以<论诗术>开篇首段为例,通过对勘柏拉图<王制>中苏格拉底的相应看法,并结合亚氏其他相关文本,对此段文字作了详细解读.文章特别强调,从根本上讲,无论在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那里,"模仿"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而非一般所谓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     

"奸臣"与"奸帝":陈瑛与明成祖关系论

古之写史,多善恶备书,目的是以示劝诫,但后世正史的劝诫主要是针对臣下的,对皇帝的恶评基本不见于正史,因此,自古有奸臣之说而无奸帝之说.<明史>将永乐时的左都御史陈瑛列入<奸臣传>,其实这是因为<明史>将成祖之酷当成了陈瑛之罪,忽视了陈瑛之专是成祖统治之术造成的.<明史>论陈瑛为奸臣,是旧史家无法论定成祖之酷杀、专断、恶德,而通过论定陈瑛为奸臣来间接彰显成祖恶政的一种方法.     

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创新儒家文化?——以《朱子家礼·婚礼(现代版)》为例

孔子曾在<中庸>中评论道:"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现在一位朱熹(1130-1200)的后裔朱杰人指出如果能将一项古老的家庭仪式合理地现代化,他也许可以引导中国当代社会趋向人性化.朱杰人希望以<朱子家礼·婚礼>的现代化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他从<朱子家礼·婚礼>动手,而且目前只完成这部分.     

"圣处女"的"感情"和"出路"——兼及文学史作品的当下批评意义

<圣处女的出路>与<圣处女的感情>对相同书写对象的不同文学表达,突出它们各自的潜在针对性.而从历史文本的当代批评立场出发,表现作品的所谓"私人生活"孕育的"力量",在反抗"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时,承担了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意愿将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长班" 释义献疑

"长班"一词,当世几部颇具影响的辞书,如<小说词语汇释>、<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近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聊斋志异辞典>等都予以收录,所释亦皆大致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服务范围、法律地位以及工作职能等三个方面.从明清时期的大量实际用例可以看出,"长班"一词的释义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四个方面:存在时期--明清时期.服务范围--官府以及个人.法律地位--隶属贱民阶层,但拥有支配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工作职能--雇佣等.从而得出如下解释:长班,亦称长随,泛指明清时期贱民阶层中为官府或个人服务并且存在雇佣关系的人员.     

论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分期与演化特征

从现存资料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活动主要为1896至1928年间.其间以1918年欧游为界,可分为1896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至1928年的成型期.前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后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核心范畴,并通过"趣味"将美的人生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相联结,延续、丰富、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化特征,凸现了其人生论美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由社会政治理性观向文化人文价值观迈进的基本轨迹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