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对孝道伦理的理性化诠释初论——以孔、孟、荀论为何行孝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各派学者对孝道有种种论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的先秦儒家承礼论孝,认为孝是习先王之道、报本返始之需;同时又积极开拓新的诠释理论资源,纳仁论孝,以孝为仁本和修身之要。通过结合礼仁,较为全面地论证为何行孝,既存续了孝礼本义,又开拓了孝仁新义,大大地充实了孝道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内涵,彰显了一种理性和创新精神。藉此,他们使传统孝伦理中"历史"与"自由"两种要素相辅相成、和谐一体,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但观过知仁,对儒家孝伦理的潜在弊端,亦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人伦大经:“五行”与“五常”

在古代中国,"五行"是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重要范畴,"五常"(亦称"五行")是贯通人道(人伦世界)的大经大法。董仲舒将人道之"五行",由仁、义、礼、智、圣改造为仁、义、礼、智、信,并从道德本原论的角度论证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将其概括为"五常之道",最终建立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体系("名教纲常")。自西周以至明清,国家、社会、个人都在提倡"五常"、遵守"五常"、奉行"五常"。对于"五常",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审视,应该进行"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     

孟子心性论作为当代儒家全球伦理的缘发动力

当代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把儒家传统伦理转化成为一种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因为儒家伦理有古老和地域的双重特点,所以在当代要发展儒家伦理成为全球伦理就需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实现突破。那么,如何把儒家伦理从古代伦理转化成为现代性伦理,把它从地域性的伦理有机地生长成为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型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通过哲学与宗教的双重建构,使得儒家伦理在通过孟子心性论的重建而转化成为全球伦理。     

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

长久以来,董仲舒被学术界认为是形而上学的代表,其思想体系没有包含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从董仲舒的整体学说来看,他阐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常变经权论、中和论、辞指论、五行论等四个方面。常变经权论提出反对固守经学教条,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辩证法思想;中和论提倡要以中和养身和以中和治天下的思想,尤其是政府要具备"调均"能力的社会经济学观点;辞指论强调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因此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而要领会其精神实质,从微言中发现大义;五行论整合了传统的五行相生、相胜学说,提出了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辩证观点。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王充批判董仲舒”辨

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往往认为王充是批判董仲舒的。例如有的同志说:王充“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了集中的、猛烈的、深刻的批判。”“王充把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以及谶讳迷信,都看作是虚妄之言,加以无情的挞伐。”王充“驳斥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谬说”,但是,从《论衡》一书中,我们却看不出王充对董仲舒有过什么批判,更看不到对董仲舒进行过无情的挞伐。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赵吉惠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是中国儒学在汉代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复杂，历来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对于董仲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哉孔子美哉《论语》--纪念孔子诞生2550周年

孔子是永远值得我们尊崇和纪念的文化伟人.作为政治家,他主张以"礼让"治国,提倡"仁义",对为政者提出严格要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思想家,他关于"仁"的学说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影响深远.作为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提出全民教育的思想,开创了民办教育的先河.在教育教学中他特别强调思想品德的教育,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训练,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育家.孔子的思想言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论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也对理想人格进行了探讨。"必仁且智"是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笃于礼,薄于利"是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现。在现实之我如何走向理想之我的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待教而为善"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强调"教化成性"的同时,又承认人受命于天,人性"不可改",给自己的理论制造了矛盾与紧张。     

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情感哲学视野中的“恻隐之心”——兼论孟子情论的全球性价值

当今欧美的"情感哲学"研究方兴未艾,从这种最新哲学视角出发来反观中国儒家哲学,特别是孟子的"四端"思想,可以获得"比较哲学"方面的诸多新启示。本文从五种情感的角度来阐发孟子哲学的"情理结构":一、"情感理性"的角度:究竟是"端",还是"心"?二、"动物情感"的角度:"四端之端"到底在哪里?三、"道德情感"的角度:"四端"顺序与"四心"程序。四、"积极情感"的角度:由"性善"推出的"情善"。五、"人类情感"的角度:孟子情论的全球价值何在?由此可见,孟子的关于"情"的思想,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并不是地域性的智慧,而是可以跻身为世界性的智慧。从孟子"情论"出发的这种"情理结构"应是执两用中的:从现实出发上,那是"道始于情",从生存境界上,乃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才是中国儒家得以全球化的"普世智慧"!     

《论语》之“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

孔子之＂德＂在其＂政＂面前,是方法而不是基础,＂德＂以＂政＂为取向和目标,＂为政以德＂不是政治伦理而是伦理政治。因此,对于《论语》中的政治与道德,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视角去观察政治,而要从政治的视角去观察道德才符合孔子的思想逻辑。具体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我们可以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基础,而不能由此推论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     

承接《论语》精华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应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特别是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主要有"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和"义以为上"的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可以供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参考、借鉴,以形成中国企业文化中的"自律"、"正己"、"爱人"、"慎独"等思想精神.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