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与清代考据学关系考述

作为一部重要的<左传>注疏之作,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深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该著不但在书籍征引方面大量汲纳顾炎武等人的<左传>注疏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成果,而且在注疏内容和方法上广泛接受清代考据学家的观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濡染他们重训诂、崇实学、尚校勘等学术风气.竹添氏<左氏会笺>所受清人之影响,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汉学界在清代学风影响下考证之风的盛行,对认识清代学术与日本汉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有裨益.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陈确与张履祥《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陈确著有<大学辨>,并与同门张履祥就<大学>真伪论辩多年.探析他们论辩的具体过程及其学术趋向与观点差异,可以看出二人在清初学术转型之中,出于对师说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学术分歧.陈确趋向于陆王心学而其<大学辨>以考证方法解决义理问题,体现了清初学术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型;张履祥趋向于程朱理学而以躬行践履著称,其尊朱黜王思想对康熙朝理学有较大的影响.     

论唐代《昭明文选》影响之二途

<昭明文选>在唐代的影响,有学术影响与文学影响二途.前者以"<文选>学"为代表,以少数学者为主体;后者以诗赋辞章为代表,以唐代广大士子和文人为主体.初唐时代,两种影响并行不悖,以学术影响为盛.高宗朝至玄宗朝,随着文风日盛与科举选才偏重诗赋的转变,以及"<文选>学"学者的凋零,<文选>的学术影响逐渐衰落,而终唐之世,其文学影响却日益扩大,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士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孔壁出书综考

孔壁出书一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重大,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知此事属实,决非古文经学派的伪造.孔壁古书当由孔鲋所藏,面世于汉景帝末年,包括<古文尚书><礼古经><论语>和<孝经>.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明代张璁《嘉靖温州府志》的学术价值

明代张璁<嘉靖温州府志>的纂修有自己的特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我们当今研究明代温州的地理、历史、人物、风俗人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军事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反映了张璁热爱家乡、为家乡修史保存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方志编撰思想.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论明清学者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批评、阐发和实践

<史通>从明代中期重新传播以来,明清两代学者在对其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其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褒贬兼有.同时还对其史学理论、史学主张进行阐发,并有所创新和付诸实践.由此推动了明清时期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