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投入、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和山东省的比较分析

以黑龙江省和山东省1978—2010年农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化肥量、机械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化肥使用量能够带来农业增产增收,但在黑龙江省的效果不明显;机械动力能拉动农业增长,农业的科技含量逐年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农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家提出土地流转经营政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土地流转经营能够带来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不是所有的省份都适合推广这一政策,需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斟酌使用。     

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农地制度改革由来已久,在追求最大制度绩效的前提下,众多的专家曾经尝试了不同的制度方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观点。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种种观点都应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静态的经济运行体制去考虑,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方便与否,因为土地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只有适应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运行的体制,即土地制度供给的功能符合制度需求,才能成为一种有效和交易成本较低的运行制度。     

当前农地制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农地制度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家庭经营形式下的小生产方式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对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制约。现行农地制度存在土地产权制度既很模糊又不完整,产权关系紊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低;土地的承包经营制度制约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问题。探索以明晰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创新,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当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探讨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过小的生产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农地股份合作制适应我国农业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向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同时由于它和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营方式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在逐步实行农地股份制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几点思考

农地制度变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环,但理论界在研究中却存在诸多思维误区,从而导致现行农地制度仍有较大缺陷,为此,从土地制度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变革已成为推进土地制度现代化的最终出路。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 ,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 ,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 194 9年为起点 ,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 ,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 ,并且 ,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了利弊。对两岸历经 50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 ,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 ,意义重大。     

农地制度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农地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农地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农地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农地内在制度应用的灵活性与外在制度应用的确定性;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我们设计的农地外在制度要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地外在制度能够与内在制度相适应。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提出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初步设想。     

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转型的影响

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人均农业就业人口生产总值（PEO）、农业单位投资产值(PIO)以及农业单位面积产值(PAO)作为农业转型的衡量指标,使用人均经营耕地面积(PCA)作为农业土地制度变迁的衡量指标,通过静态面板估计和动态面板估计的方法分析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变化对人均农业就业人口生产总值和农业单位面积产值的增加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对农业单位投资产值影响不显著。     

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对策——日本农地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这一现实状况,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农地法律制度差异,结果表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改革和完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关键.     

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地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的影响,分析了现行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的一些障碍因素,提出了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设想。     

论农村人力资本流动与农用土地制度改革

农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农村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解决我国农业劳动 力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农用土地制度既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的效益,又制约 着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而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也要求农用土地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考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开始进入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的旨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它的核心环节是营造具有厦门特色的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制度和适度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主体角色是农民、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 从制度变迁理论与厦门特点看,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     

对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实行国有永佃制的思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地承包经营制表现出经营权权能不完善、承包经营权不够稳定等缺陷。国有永佃制与承包经营制相比产权主体更明晰,权能更完整、更稳定。提出了国有永佃制初步实施方案,并就可能伴随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补充建议。     

农业规模经营与农地制度创新

农业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不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制约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农地制度创新，才能推动规模经营的形成     

非正式制度的层次和作用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对当前我国大学制度研究失衡和大学制度设计的思考

恰当的大学制度是促进大学的外部环境优化和内部生态系统进化的制度。它可以分为3个层次:理念层次、理论层次和操作层次。以此为据,透过当前学术界“大学制度”研究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大学制度研究层次的匮乏、理念层面研究与理论层面研究和操作层面研究的脱节。而科学的大学制度设计需要大学制度的理念层、理论层与操作层的完整统一。因之,科学的大学制度设计应该以综合分析影响大学发展的生态因子及其作用规律与性质为起点,以积极总结国内各行业先进的管理制度、系统地开展3个制度层次的研究为基本途径,以形成恰当大学制度为归宿。     

关于转型期农地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一个契约经济学的视角

农地制度作为转型期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改革思路在理论界存在巨大分歧,本文结合产权理论,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现行农地制度以及农地私有化作出了理论分析.指出在转型期的中国,农地制度作为一项契约,其外部环境的非完全竞争性将是中国社会在较长时期内的固有特征,从而导致不同形式的农地制度存在自身无法避免的治理困境.     

略论中国农地制度创新与农村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论述,中国建国以来的农地制度变迁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曾经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要对其进行创新,改进其存在的缺陷。应建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以推动农地的规模经营和土地的有效利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