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

一八七九年挪威大戏剧家享利克·易卜生,发表了誉满世界剧坛的名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冲出玩偶家庭、走向社会的女主人公娜拉艺术典型。八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国作家杨沫,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摄制成影片之后,冲出封建家庭、走上革命征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国内外观众赞扬和学习的楷模。娜拉和林道静,尽管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别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娜拉在剧中最后一幕临别玩偶家庭时的谈话,被誉为一篇“妇女独立宣言”;林道静先后两次冲出封建家庭,步入新的人生,被赞为一曲妇女解放之歌。但两部作品又都曾受到非难和指责。《玩偶之家》最初在西欧上演时,有人辱骂娜拉的出走是大逆不道,放弃了“妇女应尽的家庭责任”,攻击易卜生是个不道德的作家,污蔑他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在我国也有人对林道静和作家本人肆意歪     

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可视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同月,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发表,为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五四”中国剧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方戏剧;1919年3月,胡适发表《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文学剧本,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直接模仿,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和创作的序幕,也树起了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     

解构男权社会的经典奉献——关于易卜生《玩偶之家》和吉尔曼《黄色糊墙纸》的比较思考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封建思想、揭露男权社会的经典作品。二者在抨击夫权至上的凶残,撕裂资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方面,有着共同的意旨。但是,二者也有相异之处,这主要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以男性视角来观照妇女的命运,而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则是以女权观点来求索妇女解放之路的。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丧“偶”之痛——娜拉出走原因之话语分析

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出走之原因历来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娜拉的女权主义思想鼓励她离开玩偶之家;有观点认为失去在家庭的统治地位使娜拉极度失望,愤而出走。笔者赞同后一观点,认为娜拉最终出走的原因在于她失去了从前那些可爱的玩偶,变得心灰意冷。鉴于目前尚无人运用话语分析来证明此观点,文章试用该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谁是玩偶——再读《玩偶之家》

本文以女性主义为理论依据 ,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重新阅读《玩偶之家》 ,对谁是玩偶的问题给予了新的诠释。笔者认为如果说女人在父 /夫权社会中难以“忠实于自我”而成为玩偶时 ,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 ,从而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皈依“永恒之你”——易卜生《玩偶之家》与阿摩司·奥兹《等待》中的对话哲学

本文采用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理论分析《玩偶之家》和《等待》中有关的对话哲学。通过分析作品,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生活如果没有对话,就意味着缺失。只有皈依永恒之你,才能实现生活的和谐。     

“我是我自己的”——谈娜拉和子君

在《玩偶之家》和《伤逝》中,两位大师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两位新女性娜拉和子君。她们追求妇女个性解放,喊出了妇女的独立宣言,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娜拉,人归何处?——也论娜拉走后怎样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走出“玩偶之家”之后踪迹何在?这一直是一个伟大的问题。上世纪初,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立足社会学,义正言辞地给她指出了两条道路:堕落或回来。在高扬生命个体的今天,笔者略受启发,有了新的思索,试从文本中娜拉的这一个体出发,提出她的另一种归宿———自杀。     

浅谈娜拉与子君的“出走”

19世纪末,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挪威、伦敦正式上演,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决裂出走时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40多年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在喟叹多次后默然离开家门,跨出永远离开丈夫的艰难步伐。这两位女性,都剖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最后却都走上叛逆出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旋风倾覆了他们的生活之舟呢? 1 “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非人”地位后而发出的呼喊。挪威位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较慢,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活跃起来,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呼唤,此时才在这儿得到回响。娜拉便是这样一个要唤回自我并要求独立的地     

浅谈《玩偶之家》结尾的艺术效果

<正> 《玩偶之家》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的四大名剧之一。这一成功创作,使易卜生跨入了世界文坛,获得了欧洲现代戏剧之父的称誉。这出撼动人心的戏剧,象一颗投入资产阶级中心堡垒的炸弹,轰动了整个欧洲。剧本深刻地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玩偶式的从属地位。毫无疑问,这在戏剧题材上是一大革新。然而,好的主题并不等于就是好的作品,只有把好的主题通过完美的或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形成好的作品。《玩偶之家》结尾对情节(当然包括人物性格的发展)的艺术处理,使作品主题的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深化和     

从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中“玩偶”喻指

根据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的性别问题，可以给“玩偶”以新的诠释。如果说女人在男权社会中为了扮演好社会赋予自己的女性角色而消解自己的女性意识成为玩偶时，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

《玩偶之家》和《伤逝》有着许多相似和相联的地方。文章通过对两者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得出,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比前者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玩偶之家》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出现了大量译作,这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冲动,将女性主义之风刮入中国,促使中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增强了中国女性的参政意识。     

《玩偶之家》艺术结构琐谈

《玩偶之家》巧妙地运用了“前情回顾”法艺术结构。“前情回顾”绝不是“倒叙”,而是一种“补叙性”方法,或称之日“补叙性的戏”。作者将这一结构法交给剧中人物林丹夫人去编织。她和剧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及瓜葛,引出了几条矛盾线索,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完成了“前情回顾”,进而揭示了作品的妇女解放主题。“前情回顾”法使《玩偶之家》的情节结构极为紧凑而经济,使这部剧作产生了永恒的魁力。     

娜拉情结——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传播后,娜拉形象深入人心。各界人士无论男女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及肉体的残害,提倡妇女解放就成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的一种表现。本文旨在对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状况的了解中来探讨当时女性意识初步觉醒。     

清代中晚期《桃花扇》演唱与接受刍议

《桃花扇》问世不久,即得到频繁搬演,孔尚任就曾多次在多地观赏自己的这部作品的演出。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桃花扇》流传和上演的地域更加广泛,但演出次数减少,有记载的演出仍多为全本搬演,但已有折子戏的上演。道光朝至19世纪末,有记载的《桃花扇》的演出绝大多数都是折子戏或清唱。《桃花扇》清代演出的流变,与传奇戏曲在清代的演出形态的流变、昆腔与地方戏的"花雅"之争的动态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妇女之家”欢乐马坝文艺晚会在马坝举办

9月14日晚,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和马坝村委会联合举办的"妇女之家"欢乐马坝文艺晚会在马坝村委新屋村上演。演出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也较好地展现了当代妇女良好的精神面貌。据悉,马坝村"妇女之家"是曲江区唯一的省级"妇女之家",而这场晚会也让村民们更加清楚和了解"妇女之家"是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     

隐形的玩偶

20世纪初期,易卜生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传到中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话剧的最后,娜拉不甘心做她丈夫的玩偶,断然离家出走。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湖北作家吕幼安的小说《魏莎生命中的男人》,却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妇女的解放。娜拉与魏莎,虽然时代不同,但最后结局却是一样,都是离家出走。妇女解放之路为何如此艰难？而《魏莎生命中的男人》则为这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