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动宾类惯用语语义认知机制与类型

认知语言学认为惯用语深层义的产生主要来源于隐喻和转喻。隐喻的形成必须有概念域的相似性,基本途径为本体映射和认知映射,主要有三种类型:整体隐喻、部分隐喻、双重隐喻。转喻的产生依靠概念域的邻近性,包括4种类型,11个小类。隐喻和转喻的共同作用也是惯用语深层义形成的主要原因。惯用语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包括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两种类型。     

隐喻认知理论观照下的网络用语“控”的研究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表达经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控”的网络新义的产生,既有人类隐喻思维的作用,也是人类转喻认知的结果。“控”基于与日语词“コン”读音的相似性、语义的相关性,经过转喻→隐喻→转喻的认知转化,完成了隐喻义和转喻义的概念化过程。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基于英语语料的“人是树”隐喻探究

"人是植物"是认知学者归纳出的诸多概念隐喻类型之一。树作为植物中的典型代表,其特征在语言的概念化和范畴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以树为初始域、以人为目标域的"人是树"隐喻模式表现出强大的衍生能力。树概念本身、具体树种以及树组成部分等概念参与对人这一认知域的建构。两个概念域之间表现出的系统隐喻映射关系,满足概念隐喻所需要素,"人是树"有理由作为独立概念隐喻存在。     

概念合成与“门”族词的生成

以近年来在新闻报纸上常出现的"门"族词为语料,结合概念合成理论与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简要对这一语言现象的来源、演化与生成机制等进行了阐述,同时指出"门"族词语义的延伸可以看成是转喻与隐喻这两种词义扩展手段的作用;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客观世界,透视社会现象.     

网络语词的认知特征及其识解

网络语词是由汉字、拼音字母、数字、英文四种符号系统构成的,具有凸显音响形象、运用隐喻转喻、跨认知域映射和事件概念化的认知特征,网络语词的语义识解策略主要是循音响形象求义、循认知域求义、循源事件求义。     

语义衍生过程中的隐喻和转喻

语义衍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原型为核心向下衍生扩展;另一种是以原型为核心向外延射。认知的高级阶段的隐喻和具有突显属性的转喻在语义衍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隐喻和转喻说明了语义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可能性。     

隐喻和转喻的交叉互动——隐转喻理论视角下的英语“愤怒”习语研究

以Goossens提出的隐转喻理论以及Ruiz de Mendoza和Velasco对隐喻与转喻互动方式的论述为框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愤怒"情感的习语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结果不仅充分体现了习语内部认知机制的复杂性,也对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模式进行了适当的描述与更加直观的展现,进一步证明隐喻与转喻共同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二者在概念层面存在密切联系,是人们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喻比隐喻更加基础,并为隐喻提供认知理据。     

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

研究了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模式和特点。语料的分析研究表明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来自人体和客观世界的互动,来自人的感觉器官,即: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食物的色、香、味、质的密切互动,还和各种食物的享用处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证的研究还表明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具有如下认知特点:转喻在其转隐喻连续体中具有重要的认知作用,较大的概括性使"吃"作为源语域得到更多的凸显,较高的使用频率使"吃"具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对食物的体验面越广,"吃"的隐喻性用法也越多,概念隐喻具有更强的认知力,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具有汉语文化的民族特色。     

从转喻和隐喻的角度分析形容词“heavy”的一词多义现象

一词多义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从认知角度看,词义延伸遵循着一定的认知规律,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思维模式。在此以英语形容词"heavy"为例,发现在"heavy"的语义扩展中,隐喻思维为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heavy"的多种义项属于隐喻表达,而单纯的转喻表达却没有得到体现。有时很难判断一种语义到底是转喻还是隐喻表达,这主要是两种机制同时作用的结果,出现了连续统的现象。     

“搞”的句法、语义和语用

动词"搞"是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一个高频词,句法上具有极强的组合功能;词语意义丰富,从动作义的凸显到动作义的虚化,表现出语义泛化的特征,同时,具有经济、口语性强的语用价值.     

高拱著作考述

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的著作，在明清时期有三种刻本：初刻《四十二册本》、万历《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康熙笼春堂《高文襄公文集》八十八卷本。详细地辨析考述三种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对于研究高拱的政治改革、学术思想乃至明中后期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心论高鹗,到底意难平:林语堂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林语堂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平心论高鹗》之中,这部著作集中研讨了"高鹗是否续书的问题"和"高鹗续书如何评价的问题",自有其道理。林语堂认为,《红楼梦》全书乃曹雪芹所作;高鹗修订的后40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悖该书大旨;高鹗的贡献主要在于保存流传之功。《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但对后40回的评价亦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家之言"的代表作,应该受到尊重。     

缅怀高拱诗词考略

高拱是明朝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隆庆六年六月,高拱罢官,万历六年七月逝世。明清时期,缅怀高拱的诗词凡九首。这些诗词,一方面表达对高拱忠君爱国、道德文章和相业功绩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为其受诬陷蒙冤、罢官归里而大鸣不平。这些纪实性诗词是对高拱这一悲剧性人物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表达。     

高拱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的研究,肇始于1944年嵇文甫先生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迄今已有六十余年。六十余年来,研究者对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版本等内容作了全面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高拱与隆庆阁臣的关系问题,《病榻遗言》的刊刻时间、内容真实性和政治影响力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高拱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有益。     

聚合、类推与词义衍生——基于“跳水”的个案研究

以＂跳水＂为例,从语义的聚合与类推来阐释其词义衍生的过程,用隐喻理论揭示其词义衍生的机制。研究中发现,随着＂跳水＂语义跨域投射的完成,原本隐性的量级标尺开始显化,同时,实现了一种主观化表达。     

北宋高氏家族兴盛原因探析

蒙城高氏家族是北宋有巨大影响的武将家族。探讨了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下高氏家族还能兴盛的原因,认为恩荫制度是其兴盛的前提,与皇室通婚是北宋蒙城高氏家族兴盛的一个重要手段,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谨的家风是高氏兴盛的重要因素,宋代的优待政策是家族兴盛的保障。     

公示语中的隐喻解读

广义的隐喻是人类认知方式,是两个语义场之间的语义映射。公示语虽然＂字义浅显＂,但同样具有隐喻机制。公示语的隐喻基于语义顺应,在跨域投射中逐渐产生语义冲突,最终在解决语义冲突的过程中,形成新的隐喻意义。身体体验成为跨域投射的基础。正确解读公示语中的隐喻,需要把握公示语的告知,劝说和警示功能。     

“花”的隐喻研究

从认知语义的角度以概念隐喻理论中的实体隐喻为理论参照,对比分析“花”在汉语中,古今隐喻意义的变化及“花”在现代英、汉语中隐喻意义的异同,笔者发现现代汉语中“花”的隐喻词项大大增加了,一些隐喻词词义发生了改变,“花”作为始源域的映射范围越来越广。英、汉民族在认知上义词“花”上有相同点,在感知其下义词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民族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传统有关。     

高铭暄教授:法苑耕耘献丹心

高铭暄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在刑事立法、刑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刑法专门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刑法思想体系,为新中国刑事法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建构、繁荣与拓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