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世界——李杭育小说论

李杭育在其小说中构建了一个有鲜明地域色彩、硬气而孤独的葛川江文化世界,小说显示了在＂现代性＂反思上的暧昧性,呈现出一种理智与情感交织的矛盾心态。他同时以写实及象征手法创作的作品增加了其小说世界的丰富性,但这些小说未引起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李杭育寻根小说的文化认同

李杭育是新时期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葛川江系列小说"对民族文化中的下述正面因子进行了呈现并给予了赞许、认同的价值立场:搏击凶险、抗争自然、捍卫生命并由此喷薄强力、意志力的生存品格,执拗、倔强、坚韧的生命特质,血气、野性、自由自在、率真的生命形式,重情义、守孝道、讲仁爱、善良的伦理操守。     

《论语》与中国小说

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小说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复杂的成书过程难免传说与追忆成分;其中部分传闻失实的作品以及分篇命题、分类记事的笔记体叙事体例;生动形象的叙事写人以及在语言、诗歌穿插、写意性叙事方面的诗化特征等等,都具有某些小说文体的性质和因素,都对后世小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小说具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民族特色,<论语>对这一特色形成的影响不可低估.     

新启蒙时代的浙江小说

本文是关于1977-1985年间浙江小说创作的述评.此一时期的浙江小说,与全国的小说创作主潮同步,经历了由"伤痕"到"反思",由"反思"而"寻根"的思潮演进,并在创作题材上渐趋多样化.此间的代表作家是张抗抗、汪浙成、李杭育等.     

从白日的梦幻到黑夜的真实--池莉小说叙事结构的演变

目前评论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以池莉<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较为散漫的"生活流"状态.笔者对此观点质疑,提出<烦恼人生>在叙事结构上呈现为中和平衡的张力结构.而池莉近期创作的小说结构则表现出较鲜明的反讽特征.本文由探讨池莉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演变轨迹,进一步指出池莉小说叙事结构与中国文化精神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再探"问题小说"--兼论小说现代思维模式的形成

被历来研究者统称为"问题小说"的1919-1921年小说创作中,蕴涵了小说创作思维模式从近代转向现代的发展过程.在廓清"问题小说"概念的同时,也触摸到了小说创作中思维模式转变的脉络.联想思维在小说结构中的普遍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是这种转变实现的标志.除却社会、历史因素,<随感录>等白话报刊散文的盛极一时对这种转变实现有重要意义.     

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的发展已从传奇走向写实.作品把现实丑引进小说世界,在对丑的审美过程中将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运用情境化和情理化描写,促使性格形态由传奇化典型向生活化典型迈进;采用"家庭-社会"型叙事模式和纵横组合叙事笔法,拓展小说描绘空间,这些艺术创新,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刻变革.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格局的构成--以《钟情丽集》为考察中心

中篇传奇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创举和破例.中篇传奇小说叙事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明清以降白话中、长篇小说的繁盛,储存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实践和机会.以<钟情丽集>为考察中心,可总结出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在叙事时空、诗词插附和意象叙事以及叙事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叙事技法和策略.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都柏林人》的语言艺术特色

现代派小说家在语言形式上都是刻意创新的主观追求.在他们看来,语言是小说存在的家园,"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0世纪爱尔兰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一部兼有短篇小说外在形式和长篇小说主题结构的作品,它在语言上体现了乔伊斯独到的艺术风格.作者采用文本"细读法"(close-reading)解读和阐释<都柏林人>,评价和讨论乔伊斯是如何通过巧妙地运用"同现"复现"破格"等语言艺术技巧,来展示小说这种叙事体裁的艺术魅力的.     

论人才观的七个转变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实现七个转变。在人才标准上,必须从唯"学历、职称"向重"能力、业绩"转变;在人才选拔上,必须从"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转变;在人才使用上,必须从"追求完美"向"扬长避短"转变;在人才流动上,必须从"刚性化"向"柔性化"转变;在人才聚集上,必须从"引进人才"向"追随人才"转变;在人才环境上,必须从"硬环境、宏观环境"的改善向"软环境、微观环境"的优化转变;在人才培养上,必须从"一次性培养"向"终生培养"转变。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     

"和"与儒家传统精神

认为"和"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整体的和谐、共生、共长。"和"的儒 家精神之特质从3方面得以体现: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儒家、 "和"的思想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英语使役结构与“投射”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英语使役结构的相关研究以及"投射"理论.本文对"以施动者为中心"的英语使役结构与投射结构进行了辨析讨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两者紧密相连而又有相异之处.由情感使役动词(如frighten)、使役关系动词(如guarantee)、认知使役动词(如remind)体现过程的使役结构可包含事实嵌入投射或主从观点投射充当结构成分,但另一方面,这些类型的使役结构又与主从述说投射结构相区别;我们需根据"使因"成分以及结构所在的上下文对使役意义的表达做出正确判断.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即以佛道解道、性;与认识论上的内涵,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对基于校企合作的“2+6”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湖南工程学院与德力西电气联合培养电气工程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为例

在对比欧美"CDIO工程教育"模式和德国"FH"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基于校企合作的"2+6"实践教学改革,以湖南工程学院与德力西电气"企业+学校+学生"开展的联合培养"选择性+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例,对基于校企合作的"3+1"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索与研究。     

论荀子的科学精神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派经荀子而固定了立场,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荀子思想体系的建立,使得儒家学派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了。苟子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天人相分,尊重自然,重在“相参”;人性能知,物理可知,重在“学也”;“解蔽”“求正”,“知道”“体道”,重在“行之”;“治乱非天”,“人妖”可畏,重在“上明而政平”;人性本“恶”,去“恶”从善,重在“伪也”。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