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特殊选择与城市化障碍

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开始形成席卷全球的世界潮流。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征是存在着城乡对立、工农分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即二元结构的改造过程。与二元结构一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城市化问题。在我国,五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城乡隔离制度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最顽固的保垒。我国在这一制度的变革中,无论是工业的成长,还是农业的结构性变革,都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联。乡镇企业作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选择,既是二元经     

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

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表象及生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城市化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仅把提高城市化率当作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是少数富人,另一边则是穷人,而这是有违城市化初衷的。     

论城乡社会结构的转换

要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 ,就必须选择适宜的社会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前提 ;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条件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消解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现实基础 ;而城乡统筹就业体制的建立则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重要途径。     

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

本文结合我国城市化的实践 ,分析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有关城市化的思想及其局限性。认为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极大地制约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是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要求 ,也是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几十年内 ,是中国城市化能否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实现城市化应当选择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论城市化的本质及对广东城市化偏差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以此判断并对广东城市化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最大的问题是城乡非均衡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必须转换城市化发展现,走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二元工业化结构与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与推进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三农”与城市化,是事关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构想,我们绝对不可能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变。农民人口多,农村土地广,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我们只有在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开辟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城乡二元工业化结构体系,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无限转移,并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最终解决二元向一元转变的问题。     

洛阳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成因及改进路径

洛阳市城乡二元结构现象显著。从工业发展、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分析洛阳市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探析我国城乡差距的原因,结合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相关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长期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冲突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基层政府之间存在冲突;二是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冲突。造成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是制度和政策设置和安排;二是城乡居民之间利益差异。因此,化解城乡冲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要:一是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加快制度改革;二是选择正确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三是加强农村自身建设;四是完善城乡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五是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内在联系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是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而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剖析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所走过的道路,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以及寻找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途径。     

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得到了高速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没有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而缩小,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而扩大。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非常突出,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调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社会探讨的焦点。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了来自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经历了四个特殊阶段,在内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采取六个"三位一体"的特殊路径。     

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

本文提出区域的“城市性”,对城市化涵义作出新的认识.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1978—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已引起广泛关注。1978—2007年的3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这一指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收入差距。造成及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保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农业政策供给稀缺、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距等。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化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总量不足、结构失调、供需矛盾、主体失衡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制度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重要制度环境,又是导致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主体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就成为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所在。     

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验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主要按照＂衣食—住行—康乐＂的路径进行,服务消费代表消费升级的最终趋势。我国现阶段总体上已开启向服务消费升级的阶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的消费升级阶段。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后工资的加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结构梯度变化特征,未来我国服务性消费将面临内生性增长动力。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模式探索与方法创新

从学理角度探究什么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及怎样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依据一定的理论体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城乡全局出发,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进行科学规划,深化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要素的双向流动,尊重城乡居民意愿,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     

我国就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检验——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就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步伐长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但在短期却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这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受就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最后对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变迁—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考察农村政治新的影响因素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变迁路径已刻不容缓,而探讨一个适合分析这一阶段特定情形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政治诸问题进行"过程/事件"和"结构/制度"的二元分析,对不同特征的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是探讨农村政治变迁路径和发展方向的可行方法。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继续深化的重要一环,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要求。科学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需要一个整体性视角,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关于理念、方法、过程和结果"四维一体"的整体性概念。它致力于回答"以何种理念推动城镇化转型""新时代的城乡应如何发展""新时代城乡融合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新时代实现怎样的城乡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其实践过程中必须体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乡相融共生的发展格局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展思路。     

中国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三层结构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中国宋代对城市的重视程度远甚于乡村,由此造成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无论是用于备荒的仓储,还是济贫的机构,大多位于城市,进而造成宋代救济资源的分布重城市而轻乡村的倾向。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宋代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思路也以救济重度饥荒为主,贫困问题以民间自我保障为主。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一个三层结构的同心圆:第一层是亲属保障圈,即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间自我保障系统;第二层是邻里保障圈,即建立在地缘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三层是政府保障圈,即建立在政府职责基础上的政府保障系统。面对乡村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亲属保障圈首先发挥作用;当这一保障圈保障能力不足或失效时,则邻里保障圈开始发挥作用;当上述两层保障圈都失效时,则政府保障圈开始介入,对乡村贫困问题尤其是饥荒问题进行干预。宋代所创设的这一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影响深远,此后的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