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之成因及对策

人民法院“执行难”有其客观原因 ,也有其主观原因。要解决“执行难”问题 ,应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消除“执行难”存在的空间 ;加强立法、完善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 ;改革人民法院隶属体制 ,建立上下垂直的统管体系 ;人民法院要优化内部执法环境 ,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试论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要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创新行政体制 ,实现“行政提速” ,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行政审批制度。     

论行政审批权下放监管的法律对策——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由于长期形成的"权力"意识根深蒂固,我国监督权力行使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行政审批权在取消或下放行使中存在许多违规操作的问题,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就必须加大行政审批权下放行使的监管力度。通过明确审批监管机构职责和责任,强化依法规范行使权力的监督,完善监管法律和制度,提高审批监管人员法律和技术素养,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真正起到实效。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端——以清末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为中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端于清末法制改革中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过程。通过制定《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和拟定设立行政审判院,清政府遵循了一条以主要参照日本等大陆法系二元司法体制为模式,以制定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组织法为着手点的制度创设路径。尽管这些尝试终因清朝灭亡而未能实现,却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行政法院再认识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德国行政法院是其代表之一。德国行政法院制度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德国行政法院制度进行系统而深入地再认识,会对我国行政法治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中国可以借鉴德国行政法院制度的相关成功经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行政审判体制。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发展政府执行性机构

随着政府职能不断增多、行政权的扩大,政府形象不佳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公共部门.为此,西方各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其决策与执行职能相分离.发展执行性机构是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通过对英国、美国和新西兰国家的具体做法进行梳理,可以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几点启示.     

行政改革中的道德诉求

在政治改革和公共行政的改革中,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但是,中介组织的发展并不是解决政府危机的根本出路,它只是一个随机性和权宜性的解决方案。公共行政的根本性变革取决于其价值的重新确定,其中,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是公共行政的内生价值。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制度及其体制的道德化固然是基本的方面,但是,这种制度和体制无非是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框架,最为关键的还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只有当行政人员是道德的,他的行为才是公正的,制度和体制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行政人员的道德主要来自于他对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      

试论行政不作为行为的防治对策

行政不作为行为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有其认识根源、利益根源和体制根源。行政不作为的行为必定是违法的,这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腐败的重要表现;造成政府职能错位,不利于建设法治政府;直接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必须从增强责任行政意识,自觉实行依法行政;改革行政体制,引入公务员问责制度;加强行政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等方面防治行政不作为行为。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我国行政执法制度变革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自1990年代开启行政执法变革以来,行政执法依据已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视角进行解读,发现诸多制度性变革呈现出仪式化的特征而起着正当化的功能,但未能解决执法有效性问题。同时,行政主体的组织环境分析表明：垂直化的行政执法体制亦难以实现提升执法有效性的立法意图,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行政综合执法界说

行政综合执法是当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但对其含义、特征等学界尚存争议。本文认为,行政综合执法,是在原有行政执法体制上嫁接出的一种新型执法制度,是指一个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授权,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职权,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全面管理的执法行为,具有精简、高效的特征。     

我国行政执法现状的思考

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尚存在着不少问题 ,并已严重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鉴于此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以便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具体措施主要是 :加快立法步伐 ,完善执法依据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 ;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等     

制定单行条例规范民族自治地方城市管理的问题研究 ——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城管立法为例

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依法规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也是立法上的新探索。城 管单行条例在立法定位上以“小城管”立法为宜,即围绕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来展开。在立法功能上,城管条例旨在承接上位法, 合理进行细化、补充、变通。城管单行条例发挥立法变通权,设立行政处罚,不仅具有法律依据,同时符合法理和立法目的。同 时,条例的实施依赖具有正式编制和执法资格的城管执法人员,民族地区应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执法人员荒”的困境。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一柄双刃剑。在行政强制立法中,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着重要解决当前我国行政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要对行政强制的名称和形式予以统一、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予以明确、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予以完善、对行政强制程序予以细化以及对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进行重新设计。     

论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则的立法完善

完善的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则是规范反垄断执法行为的制度基础,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执法程序制度体系还存在立法缺陷,亟需通过统一程序规则,规范调查权及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保障程序正义来实现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的立法完善。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

作为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必须遵守下列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制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救济原则、合作与协作相结合原则。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人员担负的行政责任不断加重,基层公务员的行政执法风险逐渐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划分为输出和输入两种类型,并从输入型风险的角度探讨基层公务员行政执法风险的内涵、风险来源及防范措施。